据媒体报道，因涉及徐才厚案，全国人大原代表、辽宁春成工贸集团董事长王春成于2014年4月被军事检察机关带走。此前，王春成曾两次以行贿人身份涉及政界贿案却安然无恙。其实，行贿者不被追究已非足以引来外界惊诧的稀有个案，而是成为司法实务中普遍存在的痼疾。随着收受贿赂的“主角”锒铛入狱，作为“配角”的行贿者去向如何？却往往不为人知。
一个铁路大亨的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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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成 |
在王春成被查的消息中，除了其和徐才厚一案背后有着怎样的错综关系外，其两次以行贿人的身份脱身政界贿案也颇受关注。不得不说，行贿者不被追究已非足以引来外界惊诧的稀有个案，而活脱脱成为司法实务中普遍存在的痼疾。随着收受贿赂的"主角"锒铛入狱，作为"配角"的行贿者去向如何？却往往不为人知。据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估算，当前行贿者受到司法追究的比例，可能仅为受贿者的1%。
51岁的王春成，早年以下岗工人身份，靠给锦州电厂送煤发家，后接手改制的新邱露天煤矿，成为阜新市政府眼中的“红人”。2003年起，王春成进军内蒙古，在锡林郭勒盟西乌旗获得两家煤矿。在媒体眼中，王春成的资产规模在国内的民营实业界并不算突出，但他却做了一件与自身实力不相称的实业——以民企身份主导修建西乌旗巴彦乌拉镇至阜新市新邱区的巴新铁路。
王春成曾两次以行贿人身份涉及政界贿案，分别是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盟委原副书记蔚小平案，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原副主席刘卓志案。在两案中，王春成分别送给蔚小平60万元、刘卓志18万美元，但并未影响王春成继续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公开活动。而这一次，因涉及最近的“军中大老虎”徐才厚一案，王春成于2014年4月被军事检察机关带走。
下岗工人出身的王春成，倚赖勤勉、机遇、和政商关系而富有。在控制力遍及跨国铁路项目的一二三期工程后，这位未被巨额铁路融资击垮的“铁路大亨”，却被朝夕倾覆的高端军政界人脉拉下水，命运未卜……
行贿者为何能频频逃出法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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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追究行贿者的刑事责任并不是无法可依。但这柄法律利剑为何在现实中光芒黯淡呢？
在贿赂犯罪中，受贿方属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两害相权取其轻，将处理行贿人被放在次要位置。并且行贿与受贿特殊的对合关系，决定了行贿人既是打击的对象，又是查处受贿行为的主要证据来源和依靠因素。目前，执纪执法机关对受贿的查处还主要依赖于行贿人口供，依赖于行贿人做“污点证人”。在办案过程中，办案人员为突破受贿犯罪，通过许诺免除或减轻处罚来争取行贿人配合是常见的办案方式。比如王春成在经司法认定两度成为行贿人之后，均以证人身份作证后脱身。
国家监察部官网曾发表文章表示，“过度强调行贿人的证人身份”是查办行贿案件存在的主要问题。不少受贿案件中，以所谓“另案处理”做备注的行贿证人，往往最终都不被处理，有些甚至继续身居执法部门领导职位。
在许多地方也存在一种潜规则，那就是在涉及人数众多的行贿官员和行贿商人的案件中，对行贿人并不处理，或者只处理一小部分。这种潜规则当然也有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所谓的法不责众。
今年3月，沉寂两年的茂名官场腐败窝案，再次进入公众视野。广东茂名政协主席冯立梅被调查。始于2009年的茂名官场窝案共涉及厅、处级干部240余人，市辖六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当年在处理茂名窝案时，放过了160余官员。
当行贿人是官员的时候，有关部门在肃贪之时还涉及到一个畸形官场稳定观念。行贿受贿腐败窝案对一地官场所造成的震荡不可谓不大，一段时间甚至是“官心惶惶”，如果只是基于维系地方治理正常秩序的考虑，对大面积的行贿案件置之不理、视若罔闻，地方权力生态所内在根植的贪腐基因，并不会因轰轰烈烈查处腐败案件而消亡。恰恰相反，行贿，买官，进而更多收受贿赂，这样的官场潜规则得到最大限度的纵容。
当然，对行贿者的手软，追根溯源并不只在于执法过程，立法的空隙，给行贿人提供了翻转腾挪的空间。现行法律对行贿罪的规定，总的说来表现为立法导向趋于宽容，立法规定过于原则，立法修改滞后于行贿的发展变化。这些因素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对行贿犯罪的正确认定和处罚，削弱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以刑法为例，法律首先是把受贿罪作为打击的重点，以体现对国家工作人员清正廉洁的从严要求，因此对行贿的打击力度小于受贿。比如，在定罪数额标准起点上，行贿两倍于受贿，个人行贿1万元以上或者单位行贿20万元以上的才构成犯罪，而个人受贿在5000元或者单位受贿在10万元以上的就构成犯罪。党纪政纪条规对行贿受贿的规定通常是比照刑法，因此对行贿的处理范围和力度也小于受贿。
痛打老虎，对行贿同样不能手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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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央到地方惩治腐败既打“老虎”、又拍“苍蝇”，对腐败分子形成了高压态势。但是，在腐败案件查处司法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重查处受贿、轻处理行贿的现象。正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在每一起贿赂腐败案件中，正是行贿者与受贿者的紧密结合，才上演了一出权力与利益的丑恶联姻。
首先，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相对滞后影响了对行贿犯罪的惩治。当前贿赂犯罪的手段、方式等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表现出一些新形态，但立法和司法解释却没有与时俱进，致使一些日益突出的问题难以得到有效惩治。如对行贿犯罪和馈赠行为的界定不明确，致使行贿与礼金、“红包”之间难以区分，定罪处罚争执不休；对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界定不明确，如此种种，都易被行贿人所利用成为逃避惩处的“盾牌”。
行贿者的“幸运”不仅仅在于逃脱了法律的惩处，还在于得到了社会心理的宽容。相对于对受贿官员的切齿痛恨，民众对处于“同一腐败链条上”的行贿人的心理，要复杂得多。有的人认为行贿者自身也是腐败的“受害者”，迫不得已，情有可原；还有的人不以行贿为罪，反而视行贿为办事的敲门砖，经营活动的润滑剂，市场竞争的杀手锏，善于行贿、善于“公关”甚至被认为是“有能力”的表现。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亦表示，传统上中国官员处于强势的一方，让人们认为行贿者立足不稳，别无选择。然而我们需要正视的是，为什么一些行贿者要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去“付出”，因为，最后真正笑得最欢的往往是他们。从经济角度上来说，受贿者因为受贿而让渡的巨额国家资财最终都流入了行贿者的腰包，这远远超过其行贿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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