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信：“日本不该忘记自己是‘加害者’”

佐藤信

　　生于二战中的日本——这，就此成为剧作家、导演佐藤信的人生底色。

　　八岁开始演戏，28岁开始有自己的剧团，20年巡演至20个城市——戏剧，已然是佐藤信的人生坐标。

　　因为戏剧，这位日本“小剧场运动”的领军人物、先锋派剧团“自由剧场”创办者，在2014年把剧目《中国的一天2014》推到中国观众面前。

　　他对中国是关注的，以致于家中藏书里连日文版“红宝书”都有。如此佐藤信，在“77事变”77周年之前接受搜狐文化专访时，毫不讳言对战争的憎恶。他说，原子弹曾经给日本带来毁灭性的伤痛；他还说，日本人也不该忘记自己曾是“加害者”。他甚至明确表示，日本必须反省。

　　“出日文书不会因批判日本而被禁”

　　搜狐文化：这次为南锣鼓巷戏剧节量身订作的《中国的一天2014》是根据茅盾1936年主编的《中国的一天》一书改编而来，该书影射了当时社会民众的抗日要求，以此书为据是不是代表了你对中日历史的一种态度？

　　佐藤信：我并不清楚日本年轻一代对历史的态度，但是我们这一代人必须去面对历史。一是要直接地道歉，二是要以加害者和受害者的双重身份去面对历史。我选择《中国的一天》，背后也有这样一个意图所在。

　　只有我们创造了这样的环境和氛围，才能让年轻一代开始正视和回顾这些历史问题。

　　另外一个是书里面描写的事情存在一种普遍性。就像居住在城市受过教育的人们其实不理解真正的贫穷，这在世界各地都真实存在着。

　　搜狐文化：你把这一幕放在了2014年，是因为你关注了中国的某些社会危机吗？

　　佐藤信：其实我没有特别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或危机，因为戏剧不像经济政治可以瞬息万变，它是不能迅速产生社会反响的。今天演出的戏剧，产生的影响在50年或100年后才会产生效应。

　　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要考虑今天和明天的事，而戏剧家则考虑后天的事情。

　　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中国的思想家在想什么。现在的近代史更多是欧洲国家在书写，对于接下来的历史，可能就需要关注到中国。所以我对此始终抱有非常大的兴趣。

　　搜狐文化：你觉得艺术家在文化交流方面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佐藤信：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对我来说是最幸福的事。因为艺术活动和交流受政治等其他因素影响毕竟有限，而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创造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点，并使这种连接一直延续下去。某些中国人面临的困难，其他亚洲国家的人也可能同样面临。同一个问题，不同国度可能立场不一，但只要双方坐下来好好沟通交流，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而艺术，很大程度上可以跨越国界，起到沟通桥梁的作用。

　　搜狐文化：你喜欢中国的一些文学家的作品，里边或许有中日那段历史的相关内容，这些在日本可以看到吗？有没有出版方面的限制？

　　佐藤信：在日本，书籍不会因为批判了本国而被禁止出版。因为日本作为一个翻译大国，大量的书籍被翻译，即使批判日本的也不例外，所以各类书都存在于市场。

　　然而被翻译并不代表被喜欢，没有关注度的书籍就如不存在一样。在日本，虽然没有直接的审查制度，明确的禁令，但是“某些干预”会让你对这种书不感兴趣。比如你出版一本书，只要它不卖座，出版社就不会再出。

　　所谓的审查制度其实非常可怕，它“教育”出版社只出售卖座的书籍，而放弃冷门的书籍。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出版社没有明文规定出版前的审查，但只要编辑说该书不好，就会停下来不予出版。

　　从这个层面来讲，日本的审查制度是很多的。

　　“日本不该忘记自己是‘加害者’”

　　搜狐文化：你刚刚言及历史。你出生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对你的童年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佐藤信：二战结束时我刚刚三岁，对于战争的记忆不多，倒是战后的世界和生活让我印象深刻。东京一片荒芜，都在等待重建，我走在街上问大人这个地方为什么是这样的，大人们告诉我这是在战争时期被毁掉的。

　　战争的阴影在很多方面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更深一步说，我感觉自己是与生俱来的憎恨战争。战争是很可怕的，它必须被唾弃，被痛恨。

　　搜狐文化：在你成长过程中，对这场战争有没有特别难忘的人或事？

　　佐藤信：我的家庭成员比较特殊。祖父在战前是政治家，二战时虽然没有被关到牢里，但当时在日本政治家是禁止行事的。我母亲出生在军人家庭，外公阿南惟几是陆军大臣，在日本二战战败时切腹自尽。我的舅舅阿南惟茂曾在2001年出任日本驻中国大使，现在是日中交流中心的负责人。

　　我叔叔对我的影响很大，他叫佐藤仁，我的名字“信”就是他给我起的。当我还在上学时，他就被强迫拉去参军了。他们要去的是海军里面的神风特工队，简单点说，他们的任务就是被当做“人体炸弹”去撞敌军的船。不过幸运的是，他们还没有去做这件事的时候，战争就结束了。我的叔叔就这样有幸生还归来，他经常跟我讲他在战争中经历的事，因此我非常痛恨战争。

　　搜狐文化：广岛与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发生时，你只有两岁，日后你是怎样感知这次灾难的？

　　佐藤信：当时我只有两岁，居住在东京，虽然没有受到直接性的影响，但是这次人为的灾难是非常悲惨和不人道的。直至今日，长崎和广岛的场景还是非常震撼人心。

　　但让人遗憾的是，这次“原子弹事件”让日本人忘记了自己也曾是“加害者”。

　　人们谈论战争，祈祷和平的时候往往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但既然深感受害者的凄惨，那就更不该忘记作为加害者给他人带来的悲惨和痛苦。而当提到你憎恨战争，厌恶战争的时候，更应该站在加害者的角度，想到可能会发生的可怕后果而去憎恨。

　　对于19世纪到20世纪之间的这段历史，仅仅50年的一个错误就带来这么多的悲惨和伤痛，日本必须要以这样的态度进行反省。

　　“从事戏剧是为了反抗社会”

　　搜狐文化：你第一次看话剧是什么时候？看的什么？

　　佐藤信：第一次看戏是在三岁左右，在家里附近的一个走穴的场子，当时舞台布景非常漂亮，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搜狐文化：你第一次决定从事戏剧行业大概是什么时候？

　　佐藤信：我8岁的时候开始演戏，但在12岁、13岁时，突然间很讨厌演戏这件事情。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好奇心会变强，开始喜欢很多别的东西，比如看书、写文章、画漫画等等，一直到19岁，我都没再接触跟戏剧有关的任何事。

　　等我再大一点时，明白了什么是戏剧，也发现自己真的喜欢戏剧，所以就专门去学习了表演。

　　在70年代的时候，我开始做黑帐篷剧团，全国各地跑，自己搭帐篷演戏。差不多每年都会在外面跑三到四个月，算下来20年下来一共跑了120多个城市。（笑）

　　搜狐文化：从你接触戏剧到今天，你觉得日本戏剧发展有什么特点？

　　佐藤信：日本的现代戏剧演变到今天有两个大的分支，一个是新剧发展到“现代”的演变，另外一个是小剧场运动中的戏剧，它形成日本独有的戏剧类型。

　　日本的高校并没有专门训练演员或编剧的戏剧学科。这让整个戏剧的发展呈现出，自娱自乐的感觉，就是自己做自己的戏，不理会行业的发展。可能在某个层面上是非常自由的，换个角度看的话，它又是混乱的。

　　东京一天大概有八百部戏剧在上演，有高质量的，也有可以不予评论的。有一半的戏剧人可能在两年后就会离开这个圈子，不做戏了。

　　搜狐文化：这些戏全都是公开上演的？还是有学校社团这种公益性质的？

　　佐藤信：据我了解，在中国演出要申请许可证才能卖票，那种叫正式演出。但是日本不用，所有的演出不管卖不卖票，都是正式演出的感觉。

　　搜狐文化：你年轻的时候就反抗社会，这种反抗的思想一直持续现在。年轻时你反抗的是什么？这种反抗持续到现在，反抗的对象有变化吗？

　　佐藤信：我一直坚信，戏剧要思考的是“后天”发生的事，因为今天跟明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会改变的。我经常在思考我能做什么，我能改变什么，做什么事情自己的初心才不会发生改变。这就是我所谓的“反抗社会”。

　　“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的中心”

　　搜狐文化：你对中国的认知过程是什么样的？

　　佐藤信：在中学阶段我们需要学很多中国的古诗，我非常喜欢这些诗，高中时也背了很多篇。再后来开始接触日本文学，日本有短歌，很多是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

　　我喜欢被翻译成日文的中国古典文学，还有现代文学像茅盾、鲁迅等作家的书。

　　我念大学时，中国刚好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也参加过日本的学生运动。我对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有很大兴趣，不仅看过《毛主席语录》，而且至今还收藏着日文版“红宝书”。

　　真正开始跟中国接触是1980年之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日友好邦交的代表团进行国际交流，一些项目我也参与其中。上海世博会时，我还受日本政府委托做些文化交流的工作。

　　搜狐文化：你对中国的印象怎么样？

　　佐藤信：我觉得中国未来很有希望。在世界历史上，至今也没有哪个国家能作为“世界中心”而存在。而现在，我觉得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的中心，对此我也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假如可以实现，那应该会出现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

　　同时我也希望中国能有足够的自我省察——如果想成为世界的中心，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不要走错路弯路。现在中国的未来）寄托在30岁左右的年轻人身上，希望这些年轻人能够温故知新，多了解古代中国一些好的东西，才能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

　　搜狐文化：你刚刚说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中心，这个“中心”的概念里，包括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佐藤信：我认为最好是以文明作为世界文化的中心。无须在经济上成为世界的中心，而是在文明上去建立。如果中国能顺利抵达那一时刻，那将标志近代史中的“不幸”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