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哈尔滨市提出：拟提拔考察的人选，须公开收入、汽车、住房等个人资产。这是5年来，第3个试点官员财产公开的省会城市。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据统计，2009年1月新疆阿勒泰地区首开先河至今，试点官员财产公开的地区至少有40个。不过，多个试点财产公开的地区，目前似乎都刻意转向低调。
分析认为，这些地方试点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易引发社会顾虑，因而决策者和推动者越来越谨慎。有的试点随着领导更替而停息，有的试点为了减少阻力，避重就轻、流于形式。官员财产公开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安排，仅靠红头文件是行之不远的，它需要顶层设计，也就是国家法律上的安排。
华东师范大学纪委副书记斯阳、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解志勇等学者日前说，多项调查表明，我国现已有8成干部赞成财产公示，建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与公开制度的时机已成熟，且迫在眉睫，应尽早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和公开法》。
“小偷反腐”不如制度反腐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1988年至今难产
上月底，“女子盗两官员家中200万财物未入罪”一事在网上引发热议。合肥警方回应：由于主犯在逃，案件正在侦办中，案件侦结以后，会移送检察机关，再走一次司法程序。
据警方通报：安徽省银监局一副厅级官员家被盗购物卡、纪念币、玉器等财物，共计人民币150多万元；安徽省食药监局一副厅级官员家则被盗财物共计70余万元，其中有购物卡、手表、香烟等物品。
蹊跷的是，当事银监局官员说“怎么可能（被偷）这么多”，当事食药监局官员则称“具体案情以警方发布为准”。
类似事情并不鲜见。
2011年11月，山西焦煤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白培中家中失窃，白的妻子随后报警，但谎称失窃金额300万元。十几小时后，嫌犯被抓捕归案，警方发现白家失窃金额上千万元，白培中随即落马。
有媒体戏称这类案件为“小偷反腐”。
法制日报曾分析，目前我国腐败行为之所以层出不穷且金额屡创新高，一个关键原因可归咎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付之阙如。如果没有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我们就没有办法恰当切割官员合法财产与非法财产的界限，使得纪检监察部门事先无法密切追踪官员财产的异常，非要等到“东窗事发”才能被动跟进。
1988年，全国人大起草了《国家行政工作人员报告财产和收入的规定草案》（党内监督的形式），未真正付诸实施；1994年初，全国人大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立法项目，至今仍在酝酿中；2006年-2009年，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连续提出《关于制定公务员财产申报法的议案》；2008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北大教授巩献田等50多位退休高官和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提出“关于尽快制定《县处级以上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公布法》的建议书”，有关方面答复“仍在积极准备中”；2009年2月28日，时任总理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认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建议正确，是反腐的重大举措。
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作出相关部署：健全反腐倡廉法规制度体系，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防控廉政风险、防止利益冲突、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任职回避等方面法律法规，推行新提任领导干部有关事项公开制度试点；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
财产公示试点的局限与尴尬
试点多为科级 半数昙花一现
现有的至少40个财产公示试点地区中，除银川、哈尔滨、石家庄3个省会城市，其他均为县市区，由于行政级别不高，科级干部成为财产公示“主力”。
新京报记者回访了其中30个试点地区，绝大多数避谈财产公示话题，公示范围涉及局级干部的仅有广州南沙区，但只是内部公示；其余试点中，不包括哈尔滨市和4个宣布财产公示但无下文的地区，只有9个试点地区将处级干部纳入公示范围；还有15个试点地区，均将公开级别限定在科级，如江苏无锡北塘区，只要求新提任的副科级干部公示，被称为“最小的财产公示”。
除4个地区宣布启动财产公示却无下文外，还有13个地区是“昙花一现”，未回访的试点地区中则有至少3个已终止。因此，官员财产公示试点5年来，昙花一现的试点地区为50%。
新疆阿勒泰廉政网现已找不到公示栏，2009年1月，它曾对新提任的55名副县级干部全部进行个人财产申报公示，被誉为“破冰之举”。公示两次后，阿勒泰官员财产公示推行者、阿勒泰地区纪委书记吴伟平2009年9月因病去世。直到2011年2月，杨振海接任，被问及何时恢复官员财产公示时，杨说：“不再按照原来的制度做了，现在我们按照自治区统一要求进行官员财产申报。只有申报，没有公示。”
一些试点地区终止公示，是因为公众压力和个别官员的阻力。比如湖南湘乡市（县级市），2009年11月，包括市委书记在内全部69名正县级、副县级干部公示了住房等财产情况。不过，因一些新提拔干部不配合，再无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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