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鲜红的血液从献浆员的血管中被源源不断抽入离心机，再一点点分离成血浆时，黄大鸿看到的不是爱，而是与业绩挂钩的利益，他的心便黑了。这个身为甘肃省武威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副站长的中年男人为发展更多的“血牛”，将贪婪的目光盯向了武威市的中小学生。在他的诱惑与授意下，武威市的一支由不良青年组成的恶势力采取暴力殴打、言语威胁、诱骗等方式将7名未成年人从学校门口、网吧、街头掳走，带至血浆站强行抽血，人均近5次。
如今，因为东窗事发，黄大鸿等7人锒铛入狱，当地警方的案情通报很简明，但已经足以令世人震惊，《新民周刊》对这起案件的再调查触及了更多黑幕。根据本刊调查，这已经不是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第一次卷进强迫、诱惑学生当“血牛”的丑闻，在当地部分群众的评价中，这个身份合法的血浆站历年来的作为似乎更像是一个黑站，早在6年前，武威市就破获了一起与该血浆站关联的强迫学生卖血案。
本刊的再调查还指向——沦为“血牛”的孩子远不止7人，涉案时间的跨度也远不止警方目前通报的7个月，这会不会是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的一起窝案？
当所有的谜团通过本刊的调查一一解开，你可以惊讶地发现，这起案件折射出的是中国单采血浆行业的整体弊病，随之一起暴露出来的还有这个行业的发展之困。
涉案血站已被吊销许可证
在我们提出一系列质疑前，首先应该感谢侦破了这起案件的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根据警方8月17日的通报，2014年5月19日，该局在侦办一起学生被抢劫的案件过程中，发现了这起强迫他人卖血案件的线索，经过调查核实，警方于6月6日立案，并先后抓获了黄大鸿、李某盛、张某忠、张某伟、张某某、齐某某、李某某等7名犯罪嫌疑人。
因为案件性质的恶劣，武威市、甘肃省两级政府都将该案列为督办恶势力案件，经查明，从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间，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副站长黄大鸿为了完成采集血浆任务，以介绍初次献血浆者给予奖金为诱惑，授意张某某寻找献血浆者，在利益驱使下，张某某等6人采取暴力殴打、言语威胁、诱骗等方式将包括7名未成年人在内的10名受害人带至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冒用他人身份证件登记后强迫卖血48次，所得10700元，被张某某等人挥霍。
公正地评判，如果不是当地警方的负责，发生在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内的罪恶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又有多少无辜的孩子受到戕害。
但案情果真如警方通报的如此简单吗？
8月21日，警方通报4天后，《新民周刊》赴当地展开了调查，记者首先找到了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这个血浆站位于距离武威市区约15公里的武南镇，值得注意的是，它与武南镇镇政府仅一墙之隔。血浆站是一栋三层的普通建筑，一楼所有的科室都大门紧锁，就连通往后院的院门也被严防死守，院子内两只看家的土狗拉扯着铁链冲记者狂叫，听到狗吠，看门的老头从门卫室走了出来，但看到记者后赶紧又躲了进去。
根据记者目前掌控的情况，这个血浆站目前只有黄大鸿一人因涉案被抓，但其余工作人员统统不见了踪迹，二楼、三楼所有的房间窗户都被厚厚的窗帘挡住，不过，一名透过窗帘向记者偷偷张望的工作人员还是不小心露出了踪迹。
两张没有盖公章的通知张贴在一楼的墙壁上，“各位献浆员，因我浆站单采血浆计算机管理系统出现故障，需彻底改造更新换代，从即日起暂停采浆。何时恢复采浆，另行通知。”落款时间是8月18日。
但记者透过玻璃门看到一楼科室内悬挂于8月16日的一个黑板通知，内容为：“今日采浆的浆员，下次采浆日期为8月30日。”
8月16日，是武威警方正式以涉嫌“强迫卖血罪”、“非法组织卖血罪”、“寻衅滋事罪”对黄大鸿等人移送检察院起诉的日子，也就是说，就在这一天，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还在采集血浆。
计算机管理系统故障显然是关门的一个幌子，实际情况是，因为违反我国血制品管理规定以及单采血浆站的管理办法，这个血浆站已经被甘肃省卫计委吊销《单采血浆许可证》。
找不到的责任主体？
武南镇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因铁路而兴起的大镇，看上去更像一个小县城。兰州铁路局武威南站就在该镇，因此聚集了大量的铁路职工及家属，但这也构成了武南镇“一镇两制”的特殊管理格局，分行铁路与地方两套行政管理体系。
2007年3月，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经机构转制后组建，当年6月通过了省卫生厅的转制验收，根据组建时的资料，这个血浆站有职工18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3人，中专及以上卫生专业技术人员4人，全站18名职工全部取得了全国采供血机构人员上岗证。
武南镇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梁兴东解释，采浆站虽与镇政府一墙之隔，但并不受武南镇及铁路局管辖。梁兴东抱怨，隔壁采浆站的丑闻给武南镇带来了被动，很多人都质疑武南镇政府对血浆站过往的违法违规行为置若罔闻。
“实际上，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梁兴东回忆，他只见过血浆站站长一次面，那是因为血浆站的供水管道经过镇政府，因为水量小，找到武南镇镇政府开过一次协调会，如果硬要扯武南镇政府与血浆站的关系，那也就是一根水管的关系了。
事实上，就连武南镇的很多居民一直以来都搞不清楚这个单采血浆站是一家什么样的机构，很多人将其与无偿献血中心混为一谈。
我国血液采集有两种途径——一般血站与单采血浆站。我国规定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可规划血液中心，市级城市可以规划中心血站，血液中心和中心血站都属于一般血站，其血浆来源是公众无偿献血，走的是政府主导的公益路线，采集的血液也只能用于临床输血。
而单采血浆站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条路径，单采血浆站由血制品企业开设，我国《血液制品管理条例》规定“原料血浆采集的价格标准和价格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物价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因此单采血浆按照规定可以给浆员一定的报酬，美其名曰“营养费”，尽管很多人避讳“卖血”这个词，但到单采血浆站献血也可以这么理解。
我国自1990年代至今，有偿的单采血浆站一直存在，与一般血站不同，单采血浆站采集的血浆并不能用于临床输血，而是卖给血制品公司，提炼制成人血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因子等生物制品，以人血白蛋白为例，主要用于治疗失血创伤、烧伤引起的休克、脑水肿以及损伤引起的颅压升高、肝硬化以及肾病引起的水肿或腹水、低蛋白血症，因此被称为“救命药”，但因为稀缺，价高且难求。
显而易见，单采血浆站与公众一般理解上的血站完全是两码事，单采血浆站是血制品公司的设置机构，其行为虽然与一般意义上的血站都属于医疗贡献，但本质上是商业行为。比如武威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其全称就是“武威武南兰生单采血浆有限责任公司”，隶属于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公司(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
记者了解，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在甘肃省与宁夏共有7所单采血浆站，其中甘肃省内有武南、岷县、巉口、陇西、秦安5所。根据我国血液制品管理条例，单采血浆站只能设立在县及县级市，且如果一个县内已经有了一般血站，则不能再开设单采血站。按照相关规定，武威市卫生局以及食药监局对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负有监管职责，记者查阅武威市卫生局往年文件，该局至少在2008年的一份文件中还曾明确过对这家血站的监管工作。
但令人不解的是，案发后，该局有工作人员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却辩解称这个血站是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下属，归甘肃省卫生厅管，并不属于武威市卫生局管理。
6年前就有前科
回到问题的核心——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工作人员内外勾结，违法违规强迫当地中小学生抽血浆的罪恶行径到底进行了多长时间？
根据警方通报，这个时间段在2013年11月至2014年5月，但当地接受采访的一些群众对此并不认同，武南镇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梁兴东说，他以前曾看到过一群穿着校服的孩子围在血浆站门口，梁兴东委婉地说，他没有往抽血那方面去想，因为他此前没有听说过孩子去血站抽血的事，但血浆站对面小区的多名居民却对《新民周刊》表示，他们经常看到穿校服的孩子或者没有穿校服但一眼看上去就是“上学的娃娃”进出血站。
一名78岁的老大爷谈起此事就直摇头感叹血浆站的人良心坏了，他说本地居民早就知道血站里的这个秘密，娃娃们一般都在周末来血站，有的一个人来，有的四五个人一起，老大爷说，他看不懂这个社会为什么变成这样，为了钱，啥事都干得出来，“我们也不好去干涉啊，血站开在这里就是赚钱的，娃娃们也是自己进去的，让我们怎么阻止？”
居民们表示，虽然听说过有人胁迫娃娃们来血站，但从没有亲见。而记者调查发现，早在6年前，就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案件——2008年，也就是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开设后的第二年，武威市公安局就抓获了一个强迫他人卖血的团伙，2008年8月30日，高某、李某、潘某等人在凉州区大众市场附近胁迫3名未成年人到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卖血，而后将卖血所得营养费260元据为己有，同年9月10日，潘某又在凉州区高坝中学附近拦截了7名中学生，伙同高某等人强迫这些学生到这家血站卖血，卖血所得同样据为己有，一个月后，这伙人又在市区一个网吧胁迫4名未成年人去血浆站卖血，卖血所得390元被据为己有。
令人唏嘘的是，涉案的5人均为从当年的问题学生演变成的问题青年，作案的动机居然是为了筹集上网费。最终，几名犯罪嫌疑人被判处了4至6年不等的有期徒刑，但当时这起案件并没有给血浆站带来任何负面影响。
按照单采血浆的管理规定，献浆员年龄必须在18周岁至55周岁，而且必须实行一套严格的身份验证措施，记者至今在这家血站内仍可看到显目的《六核对制度》——对身份证、对照片、对姓名、对出生年月、对住址、对浆员编号。
尽管现在没有证据表明6年前的案件与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内部人员有直接关联，但至少暴露出该站在管理上存在严重的问题，很遗憾，那起案件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与警觉，无论是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还是武威市卫生局均没有对这家血浆站予以必要的调查警示。
6年前的强迫卖血案虽然在舆论上低调处理，但有人掳孩子去血浆站强迫卖血的传闻早已传遍武南镇。
武南镇上共有4所学校，分别是铁路一小、铁路二小、铁路中学与民办天马中学。8月21日中午，14岁的小田从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门前走过，这个身穿迷彩服的小男生刚从铁路一小毕业，吃过午饭要去铁路中学参加军训。他告诉《新民周刊》，至少两年来，他上学都绕过采血浆站附近的路，宁可多走一段。“爸妈告诉我这边有人捞孩子去卖血，要我躲着点。”
“捞”是当地话，意思就是“掳”，小田说，镇上学校的孩子如果在网吧打通宵或者回家晚了，就可能被“那些人”“捞走”，“抽完血，不给钱，就让你滚蛋。”“那些人”是哪些人，是不是被抓获的那批人，小田说他不知道，血浆站出事被关后，他这才敢从血浆站门口的路经过。
毕业于武威市区一所中学的小陈今年17岁，就有着这样的惊魂经历，只不过他是在武威市区西大街的一个网吧被此次抓获的张某某等人骗来采血浆站的。小陈回忆，那是2013年6月的一天，他在网吧玩，遇到了小他一岁的李某某，也就是此次被抓的犯罪嫌疑人。李某某介绍他与张某某见面，小陈与张某某早就认识了。他们同岁，且在同一个学校，据小陈说，张某某在校时就“混”得狠，毕业后就在社会上当起了小混混，且成了一个小头头，李某某则成了跟班。
张某某与李某某骗小陈去武南玩玩，结果却将他和另一个瘦小的男生带到了采血浆站，小陈领到了一张身份证，身份证上的人20多岁，和他长得有点像。随后，小陈就被领到了一个房间，一个30多岁的女人要给小陈抽血浆，小陈说“我不卖血”，就跑了出来，在门口他遇到了李某某、张某某，两个人问他为什么出来，小陈回答“尿急”。
小陈跑了出去，买了一包烟，打了电话让自己的哥哥赶紧来，由此侥幸逃脱，但跟他一起去的那个小男孩却被抽了血。根据小陈的叙述，张某某给了小男孩5元钱就打发其回家了。
小陈如今回忆起来这段经历仍心有余悸，他说早知道李某某张某某“捞”孩子卖血，但没想到盯上了他。
更像是一起“窝案”
武威市公安局8月17日通报，黄大鸿是为了完成血浆采集任务才以介绍初次献血浆者给予奖励为诱饵授意张某某等人的，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2012年规定每名员工要发展新“浆员”20人，2013年提升为30人，完成任务的每月多领奖金300元，完不成的扣300元。所谓奖励据说是每发展一名新“浆员”，奖励张某某等人50元。问题是，张某某等人胁迫来的主要是未成年人，从登记、审核到体检、抽血、发钱，完成采集血浆涉及多个环节，且经手的工作人员并不止黄大鸿一人，血浆站为何又一直没有发觉？
负责案件侦查的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某大队长董德祥表示，犯罪嫌疑人收集的成年人身份证与受害未成年人年龄差距不大且有相似之处。且黄大鸿在血浆站负责的就是审核工作，这是血站得以蒙混过关的重大原因。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的最上级单位——中生公司也辩解，犯罪嫌疑人将未成年被害人组织起来后，会统一发放其收集的成年人身份证。因为献血者对工作人员的提问都能对答如流，所以通过了身份核验。
这个理由能成立吗？
有传闻，在胁迫卖血过程中，有一个孩子因为抗拒，被张某某等人拎到血站门口走廊拳打脚踢后又逼进去抽完血。遗憾的是，各家媒体至今都没有找到一个受害者，当地警方以涉及未成年人为由拒绝提供任何被害者信息。
由于无法获得受害者的信息，我们无法查证这7名孩子是如何早熟到足以凭面孔就骗过一道道流程上的采血工作人员。但本刊的另一番调查很可能直接推翻了血浆站上述“被骗”的解释，并由此让人有理由怀疑这是集体的窝案，而非黄大鸿一人内外勾结。
血站对面小区的居民告诉《新民周刊》，他们看到去卖血的孩子很多都穿着小学、中学的校服，一看就知道是学生，稚嫩到连青春痘都还没长出来，血站那么多工作人员难道都是睁眼瞎？有居民反问：“到底是眼瞎了，还是心瞎了？”
小田透露的自己学校的情况则更能说明问题。小田说他两年前在铁路一小就读五年级时就知道班上有学生去血站卖血，“我们班有七八个，加上其他班的，我知道的有20多个”。
小田最初发现他身边一直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每到周一，班上几个男生胳膊上有很明显的针眼，问怎么回事，这些同学都不做声，问急了，就说是打疫苗留下的，每周都去打。身上有针眼的男生一般都聚在一起玩，神神秘秘，不和其他同学交流，偶然的一次，其中一个男生对小田说到镇上的血站卖血可以赚零花钱，并劝小田一起去，小田吓得直摇头。
“他们一般都是周末一起去。”根据小田的叙述，这些孩子中有人曾透露自己第一次去血站是被人从网吧“捞”去的，抽完血，不给钱，说下一次来再给。
镇上的学生很多来自铁路职工家庭，近年来由于铁路局改革，一些家庭也受到影响，离异家庭增多，孩子缺乏良好的家庭教育，问题学生也由此增多，记者在镇上看到，中小学生抽烟、喝酒、早恋、打架、沉迷网络很普遍。
零花钱用完了，这些孩子想起那句“下次来再给你钱”，便主动去血站卖血，果然拿到了钱。同学告诉小田，第一次10元，第二次20元，去的次数多了给的钱也多，如果发展别的同学去买血浆，拿的奖励更多，有50元。
就这样，小田所在的铁路一小，五六年级的小学生便发展为成群主动去血站卖血，镇上的网吧熬一个通宵收费10元，卖完血，这些孩子就拿着钱去网吧。
还有多少隐患？
小田的一名何姓同学就是这种类型，这名同学父母离异，跟随母亲生活，但母亲对他疏于照顾，以至于这个孩子经常在同学家蹭饭，没有钱花，这个孩子就去血浆站。记者尝试与这名何姓同学沟通，但他拒绝谈论自己卖血的经历，表现非常警惕，小田解释，他曾听卖血的同学说，血浆站的大人告诫他们要保密。
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按规定要给每位浆员200元营养费，仅就目前侦破的这起案件而言，警方查证10名受害人的营养费都被黄大鸿以及张某某等人据为己有。我们无法知晓小田的那些同学沦为“血牛”是谁发展组织的，孩子们每次只能获得一二十元的报酬，其中差额又进了谁的腰包。
小田反馈的情况如果属实，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的问题恐怕就没有警方通报的那么简单。
武南镇镇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梁兴东听闻记者的反馈后，也大骂“血站良心坏了！”他说，虽然血浆站和镇里没有一点关系，但祸害的孩子却是镇上的，为此，武南镇已经决定在全镇摸排到底有没有孩子到血浆站卖血，如果有，又是多少人，梁兴东介绍，镇上还准备就此专门加强宣传，提醒老师、家长、孩子加强保护意识。
记者前往武威市公安局凉州分局，但该局主管宣传的领导因“群众路线会议繁忙”无暇接待采访。
为了一个苹果手机去卖肾、为了一个名牌包包去卖春——一些孩子让人痛心的选择这些年屡见不鲜，因此为了区区十几二十元去卖血浆也不足为怪，何况这里还有成人的胁迫与诱惑因素夹杂其中。但群众眼里早已公开的秘密，监管部门却长期失察，显然不是一句“不归我们管”就能撇清责任的。
警方通报，10名受害者的健康良好，没有不良反应。这话乍一听起来并无不妥，因为采集血浆是经过分离机分离出血浆，将红细胞重新输回供血者体内，血浆是能很快恢复的，因此每隔两周采一次血浆对人体健康并无损害。但细想不免让人担忧，因为受害者主要是在成长发育期的未成年人，上述理论是否适用？
站在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门前，记者脑海里浮现出来的是曾去采访过的河南上蔡县艾滋病村。
1990年代，河南省“血浆经济”甚嚣尘上，时任河南省卫生厅的某位高官在一次内部会议上大讲河南要发展第三产业，大办单采血浆站，这个领导算了一笔账，河南省9000多万人口，80%以上是农民，哪怕只有1%至3%的人愿意卖血浆，收集起来卖给血制品公司，就能创造上亿元的价值，走上脱贫路。结果，贫没有脱，却因为血浆站管理混乱，导致交叉感染，滋生出多个“艾滋病村”，这样的情况，在多个省份都曾有过，携带病毒的血制品又导致一些病人比如血友病人感染上艾滋病。
至今很多地区仍在为二十多年前的旧账埋单。教训就在眼前，并非有意危言耸听。记者调查获悉，同属于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一对一”血站的甘肃省陇西单采血浆站早在2006年也曾出过一起令人触目惊心的案件。
当时，300袋180000克血浆被陇西单采血浆站的站长焦凤琴非法倒卖。进一步调查发现了更多问题——23名医务人员，12人没有任何上岗资格证书，其中包括2名在册的吸毒人员；采血人员因为缺乏基本操作常识造成血浆污染；从乙肝患者身上抽取血浆，再输回患者体内；公开以低价采集低蛋白等不合格血浆，采用混浆的方式向兰州公司输送不合格血浆；克扣献血者营养费用，私设“小金库”给医务人员发放福利……
焦凤琴说由于单位制定了每位职工每月要完成30袋采浆任务的指标，一些职工私自将亲戚带到采浆站，不经过化验就进行采浆，然后和正常采浆者的血浆混合到一起入库。
如今管理同样混乱的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既然能让孩子变“血牛”，谁敢保证就不出其他的问题？
“一浆难求”下的利益驱动
《新民周刊》的调查显示，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发生强迫学生当“血牛”的丑闻并非偶然，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不能因为商业性以及出现这样那样的丑闻，就断然否定血浆采集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它与无偿献血事业一样，是一件关乎公众健康权益的大事。血浆可以用于生产人血白蛋白、凝血Ⅷ因子等多种对濒危病人有特效的血液制品，比如凝血Ⅷ因子就是血友病患者的救命药。但这些救命药却一药难求，以至于长期以来，假货横行、黑市价格一路暴涨，比如限价360元的人血白蛋白(10克)，在一些地区黑市价格已经升至800元甚至1000元。
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浆源不足，《新民周刊》统计，目前全国通过GMP认证的血液制品企业共有32家，超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受制于采浆站与采浆量，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全国目前仅有20家左右的血制品企业在生产，人血白蛋白对国外依赖度超过50%。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专家提供的报告，近年来全球每年原料血浆总量为2.65万吨，主要发达国家千人口血浆采集量在10升/年以上，美国超过50升/年，而我国千人口血浆采集量仅约为3升/年。
据卫生部统计，我国血液制品生产企业年加工原料血浆能力为12000吨，全国医疗市场对血液制品生产用原料血浆的年基本需求为8000吨。但2010年，全国年采浆量仅为4180吨，只相当于需求量的50%。
本刊不完全统计，这些企业共拥有血站137家左右，主要分布于我国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东部地区数量相对较少。
追溯历史，我国的单采血浆站曾由各地方卫生主管部门经营，但“管办不分”导致管理混乱，受河南等地单采血浆站管理混乱致艾滋病毒扩散的影响，我国于2006年将单采血浆站统一改制，与政府部门脱钩，全部转制由血液制品生产企业设置和管理。但此后多年，浆源不足的局面一直未能改变，直接影响血液制品产量。
细分导致浆源不足的原因有很多，比如改制后，一些原先将单采血浆站视为三产的地区嫌“卖血”的名声不好听，开始视单采血浆站为形象包袱，贵州省就因此在2011年关闭了19家单采血浆站中的15家，而贵州省此前曾供应了全国30%左右的血浆。
农民一直以来都是浆员的主体，但现在农村青壮年人口流失，导致浆员青黄不接。1998年，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下发了一个批复，“单采血浆站采用机采方法采集的原料血浆(单采血浆)每500毫升的中准价格暂定为200元，由你们在上下浮动10%的幅度内制定具体价格”。但十多年前，农民卖一次血浆收入200元可以抵上一个月收入，十多年后的今天，营养补贴依然是200元，尽管有些血站还附送体检、小礼品，但明显不具吸引力。
浆源不足导致发展受制，但血制品市场仍是一个巨大的蛋糕，以2011年为例，国内市场规模达到120亿元，且近几年保持20%的增速。记者调查发现，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连续7年进入甘肃省纳税百强。
采浆能力成了血制品企业的命脉。2011年12月，卫生部陈竺部长提出了制订实施血液制品的“倍增”计划。力争“十二五”期间血液制品供应量比“十一五”末增加一倍。与此同时，国内的血制品企业也开始了浆源竞备，以武南兰生单采血浆站隶属的国药中生公司为例，2012年5月，国药中生总裁、党委副书记杨晓明在一次公司血源管理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国药中生要实现血液制品领域全国第一，市场占有率超过半壁江山，乃至上市、挺进全球500强，支撑点就在原料血浆。
国药中生当年共有4家血液制品企业，40家浆站，分布于全国10个省区，杨晓明明确表示，从2012年起要确保平均每个浆站每年采浆量增长不低于1吨；每个血液制品企业每年增加新设置浆站1个。
2013年2月，兰州生物制品研究所召开了2013年单采血浆工作部署会议，根据国药中生2013年血浆“倍增”计划制定的血浆采集任务，下达了2013年单采血浆年度及月度计划，各单采血浆站负责人签订了任务书。
根据《新民周刊》的调查，采取设立指标的做法在该公司的一些血站比较普遍。浆站经营者迫于考核压力，寻求各种方式增加浆员，然而浆源不足的局面显然不是一日可以改变的。
激进的扩张冲动最终给管理带来了挑战，也给像黄大鸿这般的“血虫”们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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