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前一个月，她们与救助擦肩而过
检视房间，华商报记者意外发现在绿铁皮的房门上，刻着许多汉字和数字。最多的汉字是人名，“王世菊、王世成、王世秀”等最清晰，很容易联想到三个人可能是一家人，“王世菊”在上面出现了2次，再就是一些地名和一些“生日”的时间，同时留下了大量的以“566”开头的8个数字，疑似电话号码。
案发当天警方通报称，现场发现一张身份证，死者似乎为陕西商洛人。当地子午派出所警官高鹏告诉华商报记者，身份证显示其姓罗，32岁，家庭住址为陕西省商洛市商州区大荆镇。
按照该信息打电话过去，当地村干部很愤怒，“你们怎么调查的，人家好好活着，还在上班，咋说人家死了，你们也不拿身份证上的照片和死者对比?”显然对方把记者当成了警察。华商报记者试着按墙上的数字打电话，无果。后来，这张身份证被证实是捡来的。
这时，华商报记者了解到一个信息，这对母女此前曾接受过长安区救助管理站的救助。
一个月前的7月22日，果园的主人、长安区子午街道办张村村民张建设，发现自家板房内住着一对母女，他将此事告知村主任肖利浩。肖随即上报包村干部王新良。随后，肖利浩按照领导指示，向长安区救助管理站报告。
当天上午，救助站人员到达果园，当晚才找到这对母女。救助站人员刘波和肖利浩当时还简单做了询问。
“这个女的在本子上写了王世菊的名字，刘波就问她是否叫王世菊，女子点头称是。但是她拒绝去救助站，我们的人随后就返回了。”长安区救助站站长侯金良说。
7月23日，子午街办党工委书记姚旭升打电话给子午派出所，希望警方协助。由于其死活不肯放下自行车，当日这对母女带着行李、拉着车子，面包车一路开进了救助站。
华商报记者在救助站提供的数十分钟的录像中发现，救助人员和民警一直用陕西话和王世菊交流。王似乎听不懂，又似乎不愿交流，而且她的口音含糊，似乎救助人员也听不懂。
录像中，现场多位工作人员重复转述了王世菊的话，“我想回家。”但只知道姓名叫王世菊，其他一概不知。有人发现女子有部手机，没电了，就抽出手机卡放进自己手机里，却显示该卡已经失效，而且没有电话记录。
由于“这个女的言行似乎不愿意接受救助”，当日下午5时许，女人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离开了救助站。 8月24日，整整一个月后，这对母女的尸体被发现，警方认定二人死于疾病或饥饿，死亡时间超过24小时。
曾经的报警和立案
就在此时，死者家属也找到了子午派出所。来人名叫苏学明(又名苏明)，44岁，陕西商洛人，租住在未央区辛家庙街办新房村，在西安打工。8月25日，他正在劳动力市场找活干，无意间看到了《华商报》刊发的那则母女死亡的警方通报。越看越觉得像自己的老婆孩子，苏学明慌了。
次日一早，苏学明就赶到了子午派出所，确认死者就是他的老婆和女儿。苏学明告诉华商报记者，老婆叫王世菊，原来是重庆市奉节县人，后来移民到了浙江。2011年，苏学明在浐灞打工，认识了在路边卖矿泉水的王世菊，随后二人就同居了，“老婆原来结过婚，但人很好，我们俩也没办证。”
因为家境贫困，44岁的苏学明一直单身。王世菊的到来，让他感觉到了家的温暖。 2012年5月，女儿出生了，苏学明高兴得几天没有睡着觉，读过书的姐姐给起名叫苏静怡。
渐渐地，苏学明发现王世菊精神有点不对头，“总是自言自语，不喜欢和大家相处。喜欢静静地一个人发呆，或者站在高处向远处看。”
没孩子以前，王世菊也走失过，苏学明根据她留下的电话号码打到重庆，王的老父亲说没见到女儿回来呀。苏学明有时候很矛盾，担心王家人把人领回去。还好，王世菊最后又回来了。
在一起的日子，苏学明惊讶地发现，“老婆不但烧得一手好菜，还会做面条，做的臊子面非常好吃。”孩子一天天长大，叫妈妈、爸爸了，而且“不像她妈，像我个头高”。最令苏学明烦恼的是，王世菊有时会犯病，和房东吵架。
2014年5月24日，可能此前因为和房东吵了一架，王世菊带着女儿骑自行车失踪了。苏学明印了“寻人启事”四处张贴。这对母女就是他的命根，没有她们，他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思呢?5月24日晚上，苏学明的姐姐苏粉娥前往辛家庙派出所报警。25日1时48分，警方就将王世菊以及女儿走失的信息录入到“西安110走失人口查询管理系统”内。
移民后“精神不正常了”，到处漂泊
8月29日，王世菊的嫂子、侄子和叔叔从重庆赶到西安。家人看着自己的亲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刻下的那些字迹，隐隐垂泪，“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最可怜还有那个不到三岁的娃儿。”王世菊的嫂子何贤梅说，刻在门上的“王世成”是自己老公，也是王世菊的四哥，而且门上也刻有自己的名字，“王世秀是她二姐，旁边是她二姐夫的名字，他们一家兄妹5人，王世菊是老小。”上面的数字都是家里人的电话号码，只是写错了几个数字。他们还发现，王世菊不但刻下了亲人的姓名，而且还有一个地名，康平(坪)乡，那是王世菊的老家，重庆奉节县康坪乡。2002年，因为修三峡工程移民迁徙，他们从奉节县迁到千里之外的浙江。华商报记者查阅有关资料证实，“2002年康坪乡外迁移民到浙江道清、福建南安全州32户163人。”
何贤梅说，王世菊和她同岁，17岁结婚，在家乡生有5个孩子，大女儿21岁了。“小姑子的缺点就是不爱和人说话，喜欢安静，孤僻，但没其他啥毛病。”自从搬离家乡，王世菊的厄运也一步步开始。
何贤梅记得，当年搬家时小姑子还是很高兴的，摆了十几桌席和亲友告别，但“本乡本土住了几十年，说走就走，难免心里难过”。谁知5年后，王被丈夫送了回来，说有精神病，“让在家看好再说，否则就不接了。”
侄子王维权记得当时正好是收获季节。看着姑姑总是自言自语，王维权非常同情。家里太穷，养不起闲人，精神好点的王世菊就跟随远房亲戚到新疆打工，帮人摘棉花。后来漂泊到了西安，认识了苏学明，再次有了个家。
如果……如果没有那么多如果
家属们很不理解，一对大活人能“活活饿死”!“是病死的，因为在现在这个社会，把人饿死了太残忍了”。苏学明不明白，明明王世菊和孩子已经进了救助站，咋能又出去了?而且自己已经报案一个多月，救助现场也有民警，只需举手之劳，随手查找个“王世菊”就行，咋就错过了呢?
华商报记者采访中注意到，其实这对母女有若干机会可以活下来。
采访中救助站和民警多次提到，听不懂王世菊的口音。视频中，记者也注意到，所有问话都是陕西方言，也就是说王世菊可能也听不懂;王世菊随身带有手机，但没电了，当时曾取下电话卡放到救助人员手机里，或许因为手机卡不对应或欠费，没反应。但如果能给手机充电，或许就有机会发现通话记录，哪怕只有一个，都可能找到王的家人;
还有，救助人员和民警在已知其姓名的情况下，没有上网查找，此时这对母女的失踪信息已经上网。辛家庙派出所一民警坦言，因为该失踪人员信息库，目前还不能输入关键字搜索，其他兄弟单位要查，也需要一条条信息慢慢翻看，信息库没有检索功能，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救助站人员称，没发现王有明显精神异常，但村干部、街办人员和民警都说其“答非所问”有问题，如果救助站不认定其“拒绝救助”或“不能强制救助”、“不报真实身份拒绝救助”，而是做个简单精神鉴定，或因涉及未成年儿童的安危，请示上级、取得警察和街办干部的理解，把她们留下来观察几天也好。要知道，长安区救助站可是全国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单位;
一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妇女，带着一个不到三岁的女童，离开了救助站又回到了果园。如果此后的一个月期间，能有任何一个部门或者个人，不管是出于责任还是个人好心，再去看看这对母女，给她们哪怕一点帮助，或许悲剧就可以避免……
8月28日，苏学明回到出租房取东西，发现因为欠租，房屋已被房东租给了他人，他的行李、物品被堆在走廊。苏学明一点不觉得意外，在他看来，老婆孩子都死了，这个家也完了。
在长安区救助站的视频记录里，人们可以看到这对可怜母女的最后影像。那是7月23日，在救助站，王世菊表情古怪，不多说话，3岁的苏静怡也不太爱说话，时而眨着大眼睛看着周围的警察和救助人员。
在妈妈的怀抱里，这个漂亮的小女孩，拿着那部已经没电而且欠费的手机，正放在耳边试着打电话。只是她不知道，这个电话永远打不出去了，而爸爸苏学明，已经找了她们很长时间，而且早已报了案。
那一刻，几个公务人员正在认真地询问着王世菊，直到几小时后，这对母女骑着自行车离开，回到果园那间孤独的板房。一个月后，她们被发现病饿而死。
华商报记者崔永利
我来说两句排行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