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代表?
第一届全国人大在中南海召开时,“人大制度的见证人”申纪兰24岁,是63名农民代表之一。那届人大有工农代表163人,占全部1226名代表的13.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左”风劲刮,到了1975年的第四届人大,工农比例一度高达51.5%(蔡定剑教授数据)。
畸形的比例反映了特定年代对“人民”的理解,阶级成分之外,议政履职的能力倒没那么要紧。申纪兰曾对媒体回忆说,当时代表中的文盲太多,农民大部分不识字,必须有“文化人给‘翻译’、念一念,我们认真领会”。整个代表生涯中,她“从未投过反对票”。全国人大代表身份对当时的很多人来说,更像是与劳动模范类似的政治荣誉。
改革开放的第五年,全国人大中的工农比例下降到了26.57%,之后一路走低,在下岗潮最猛烈的5年创下15.04%的最低值(蔡定剑教授给出的数据为10.8%)。代表结构背后的组织意图,显然是考虑到了经济状况和社会稳定。2003年以后,随着就业状况改善和农民负担减轻,工农代表人数开始回升到合理比例。
代表结构的另一方面是政治身份,根据官方数据,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党政干部代表1042名,占34.88%,比上一届降低了6.93个百分点;广州市则将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中的中共党员比例限制在65%以内。
随着社会经济状况变化,全国人大代表中的新阶层不断涌现,从1988年山西晋城的个体户李晋标当选开始,民营企业代表日益增加,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中有14人位列福布斯中国富豪榜前100位,个人资产总和接近3000亿。2003年以来,在地方出现了“独立候选人”、人大代表常任制等尝试,但因为没有法律依据未被现有制度接纳。(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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