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约 杨燕 任倩
政府下大力气下放的权力屡屡被地方、团体“截流”，怎么办？如何打通权力下放的“最后一公里”？
这是一年多来，多批次取消和下放多批次行政审批权力后，政府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对此，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用了一个比喻作答：“放和管是两个轮子，只有两个轮子都做圆了，车子才能跑起来。”
昨日，国务院审改办新闻发言人李章泽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也表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是对政府转变管理理念、转变方式的重大挑战和考验。“目前还处于探索摸索阶段，需要上下共同努力。”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秘书长王满传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少数人监管多数人，有限的人力去监管如此宽广的领域，这当然不行。”他认为，未来创新管理方式是关键。
本报采访的多位人士表示，政府在加强监管的同时更应该维持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为改革营造空间；同时，要着力创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加大违法寻租成本，逐步使市场主体做到自律。
最大限度减少“寻租”空间
放下去的权力接不住、接不好；改革红利被地方、社会团体“截流”……这样的新闻经放大后影响了公众对改革的信心，带来一定的负面焦虑情绪。
李章泽称，对于监管，政府重视、高层重视。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门会议上特别强调，要继续推进审批制度改革，最大限度减少“寻租”空间，从体制机制上堵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
李克强也是多次强调“打通最后一公里”，将权力放到实处。
官方人士此前曾向本报透露，简政放权从开始就明确了放管结合的思路。但由于市场庞大，地方分支又较为复杂，建立一个相对完善的监管体制需要一个过程。
本报从官方获得的一份材料显示，过去一年多，政府下大力从三方面加强市场监管，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首先，对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生命财产安全以及可能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等事项，切实加大监管力度。2013年，各级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环境犯罪案件数量超过前10年的总和。
其次，针对取消下放的审批事项，国务院部门逐项研究提出相应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包括告知性备案、发挥相关行业协会作用、制定行业从业标准、完善信用管理体系、定期不定期抽查和加大行政问责等，努力做到权力和责任同步下放，调控和监管同步强化。
最后，在创新完善市场监管体系方面发力。不仅颁布了《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还制定了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等文件。
李章泽表示，这一系列政策都为建设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信守法、监管有力的市场监管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下一步各部门按照国务院的要求、职责分工，要把这些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市场主体很多，监管最重要的是解决少数人管多数人的问题，这是最核心的问题。”王满传认为，未来要改进监管方式，比如改普查为抽查，建立黑名单、企业信息公示等。
保证权力流动
权力下放后被地方或团体“截流”，没有流动到市场主体手中，是目前监管中面临的一大挑战。
究其原因，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原常务副所长常修泽对本报表示，中国现在社会组织发育得不充分，部分有很强的官僚化、行政化色彩。有些社会组织是官办的，本身具有“二政府”特点。“放权的实质应该向社会、公民放权。”他表示，承接权力的团体应该由公民和市场筛选。
李章泽在昨日发布会上表示，随着改革的推进，监管更应该强化。他表示，最近取消下放审批事项都要求同步提出比较具体可行的事中事后监管措施，并且同步跟进、同步落实。
他举例称，税务总局取消了“创业投资企业享受企业投资所得税优惠核准”，此后又要求要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备案管理办法》，公布所有所得税优惠目录清单、享受资格条件、报备所需材料和管理流程等。
王满传曾参与刚刚结束的国务院第三方评估简政放权方面的调查。他表示，除了主观上的原因，一些地方和团体不具备匹配的技术水平和专业知识也是权力落实不到位的重要原因。“对这些组织，政府一要培育、二要监管，因此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很重视放权是不是有配套的指导意见。”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匡贤明则在接受本报采访时，将焦点集中在中介方面。他认为，防止社会组织“截流”改革红利的根本出路在于放开中介机构管制。“官办中介机构要加快去行政化；不能转型的应予以直接取消。同时，加快发展真正的市场型、草根型的中介服务组织，使其服务质量决定中介机构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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