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纪实

　　2014年9月8日，下午3点过，一架白色空客380降落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飞机很快与登机桥完成对接，静静地栖在阳光下。航站楼通道内，一些身着空管制服的工作人员来回穿梭，进行舱门开启前的调度准备。他们步伐迅捷，神情严肃。

　　“从埃博拉疫区来的。”有人小声说。

　　十几分钟后，这架来自尼日利亚拉各斯的航班开启舱门。数以百计黑皮肤、白皮肤和黄皮肤的乘客陆续穿过登机桥，涌进航站楼的规定通道。

　　不少人戴着口罩。

　　刘冬站在避开人群的另一条通道口，又大又深的眼睛盯住舱门，一动不动。这位公安部经济犯罪侦查局（下称经侦局）副局长在等待一行身份特殊的中国旅客。

　　当所有乘客都离开机舱后，这一行5人终于出现。看见带头的那个戴眼镜、穿笔挺衬衫的人时，刘冬始终保持向下的嘴角忽然上扬。

　　他露出了笑容，大步朝那人走去。还未到跟前，那人也看见了刘冬。他丢下行李，双脚并齐，胸膛挺直，挥起右手，来了个标准的敬礼。

　　“领导！”

　　几乎同一时间，刘冬也完成了回礼。接着，两双手紧握在一起。

　　“辛苦了，回来就好！”刘冬说。

　　能让这位副局长带着3名警官和一束鲜花专程赶来接机的，是公安部一个特别行动小组，他们此行成功押解回一名已在非洲藏匿10年的犯罪嫌疑人。

　　2014年7月22日，公安部部署代号为“猎狐2014”的行动，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在多个单位的鼎力支持下，公安机关各有关警种和部门密切配合，“猎狐”力度空前。

　　截至日前，这支“猎人”团队，已从海外带回71名“狐狸”。

　　“数字每天都在变化。”身为公安部“猎狐2014”专项行动办公室负责人的刘冬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多个行动小组已追踪着精准的线索撒出去，展开全球范围的搜捕。他期待着，“这一波涟漪要荡开去，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猎人”集结完毕，行动小组的办公地点，在银行总部、交易中心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环绕中

　　7月，公安部“猎狐2014”行动负责人手里，捏着两份重要的名单。

　　一份是“狐狸”的，按照不同类别、不同区域整齐地排列着。

　　这些人涉嫌的罪行，有合同诈骗、非法集资、金融诈骗、职务侵占、商业贿赂等，涉及经侦领域的数十个罪名，最高涉案金额以亿元计。

　　上了这份名单的，既有“老百姓”，也有“当官的”。有的已经在逃十余年，有的则刚刚被立案侦查。他们共同的特点是，“破坏了经济秩序，侵害了国家、企业、个人的利益”。

　　另一份名单，则是“猎人”的。比起庞大的“狐狸”群落，“猎人”却是一支人数不多的精干团队。

　　看看学历，都是从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名校毕业，有的还是“海归”。几乎全是硕士，还有数名博士。专业背景构成极为完备，有法学、经济学、金融学、计算机学、企业管理学……当然更少不了侦查学。

　　登上这份名单的，既有公安部经侦局的精锐部队，也有从全国各地抽调而来的经侦干将。有人来自省厅，有人来自市局，还有的，则来自基层警队。算算年纪，平均30岁。

　　行动领导小组还专门派遣经侦局副局长刘冬坐镇指挥，数名处长亲自上阵。刘冬这位“老经侦”谦逊地自我调侃：“我年纪最大，还只是个本科。”

　　7月中旬，这群代表中国经济犯罪侦查顶级水准的“猎人”集结完毕。行动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中国金融业的重镇—北京金融街。小组所在的大楼周围，遍布银行总部、交易中心和金融监管机构。

　　“从部署行动到人员到位，不过几天时间。”刘冬回忆，行动迅速拉开阵势，几乎是“一边走程序，一边招兵买马”。

　　在行动小组的几间办公室里，最显眼的布置是大小能占据半面墙壁的世界地图。地图上标着“狐狸”的主要分布地带。

　　刘冬的手指连连划过亚洲、非洲、南美等不少国家的区位，不时还轻点下岛屿，在蔚蓝海洋和绵延大陆的映衬下，这些地点显得遥远而神秘：“这儿、这儿还有这儿，我们都去了，此时此刻，有弟兄还在这儿呢。”

　　8月中旬，经侦局警官王谨（化名）和几名同事完成了赴柬埔寨追逃押解的第一次任务，成功押解回潜逃国外长达10年、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的两名犯罪嫌疑人。

　　适逢周末，这名“猎人”和朋友享受了一个清凉的啤酒之夜，正准备好好休整一下，电话却又响起。他被告知，上次提交柬埔寨方面核查的线索有了重大进展，需要立即跟进。

　　在柬方传来的文件中，出现了3个名字，内蒙古的殷某、浙江的石某和重庆的孙某。

　　王谨的心跳得厉害，这3只“狐狸”，行动组已经盯了很久。接着，他看到了柬方传来的疑犯殷某照片，“80%吻合”，文件中描述道。

　　“什么80%，这就是百分之百！”王谨激动极了。

　　时间非常紧迫，每一分钟，嫌犯都有转移的可能。王谨和同事们没空坐着开会，他们一边办出国手续，一边讨论抓捕行动，“在路上办公”—这是“猎狐”的常态。

　　几天后，载着王谨和几名行动组成员的航班降落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王谨走出机场，望着暗沉的夜色，脑袋里盘桓着3个念头。

　　第一，此行至少要带回两名嫌犯；第二，此行要把躲在柬埔寨的“狐狸”，全部纳入控制范围；第三，此行要为之前暂无头绪的案子，找出新线索。

　　这位北大网络安全管理硕士，当过学生会主席，从警11年，当过侦查员，也在地方警队支队长岗位上历练过，但却是第一次给“猎狐”行动组当“团长”。除了要对任务负责，他还得协调和柬方的关系，联络使馆、当地警察，安排组员食宿，并保证他们的安全。

　　被抓捕者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当场施展武功抵抗，并驾驶汽车向警方冲撞

　　尽管是首都，但金边的城市发展还非常落后。特别是3名嫌疑人出没的地段，都有着街道狭窄、居民密集、建筑结构复杂等特点，“不适合蹲守和实施抓捕”。

　　海外追逃和在国内不同，中国警察没有执法权，必须和当地警方合作。此外，一些欠发达地区科技手段落后，这给抓捕行动增添了难度和许多无法预料的因素。

　　“有时得下死功夫。”王谨说。他和当地同事租车，排查嫌犯可能出没的地方。怕引起注意，他们不能停车，就在行驶中隔着车窗拍下照片。

　　经过连续几天的调查走访，最先被锁定的，是涉嫌非法集资的浙江人石某。

　　准备实施抓捕的当天早上，王谨和柬埔寨警察隔着一条马路，守候在石某所开设店铺对面的立交桥下，“心情激动得要往下摁”。

　　不久，两个男人出现在店铺门口。照片掏出来一比对，其中一人与嫌犯非常相似。当时，柬埔寨警察也兴奋起来，没等王谨发出指令，七八个警察已经冲过马路，扑向那人。

　　“坏了！”王谨心想，“还没看仔细呢！”他跟着追去，一头扎进立交桥下的车河中。

　　待到围住了人，一核对身份，才知被抓的是与嫌犯极为相像的他的胞弟。而真正的嫌犯已经趁着人多混乱，开车逃跑了。

　　回到酒店，王谨沮丧极了。因为往往一旦打草惊蛇，抓捕对象会大大提高警惕，可能就再也抓不到了。然而正当他向总部汇报“失手了一个”时，一个可靠的消息传来，内蒙古的殷某被发现了。

　　接下来行动非常顺利。身高体壮，顶着一颗硕大脑袋、瞪着一对牛眼的殷某出乎意料地没有任何反抗。“知道为什么找你？”王谨问他。

　　“看到你们我就明白了，我老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他答。

　　中午，嫌犯落网的消息被发到北京。缉捕行动队队长文小华（化名）忍不住用力拍了桌子一下，“好！抓住一个！”

　　时针指向下午1点，柬埔寨警方派出的摩托巡逻队再次发现了逃跑的石某。

　　石某是少林寺俗家弟子，当场施展武功抵抗抓捕，并驾驶汽车向柬埔寨警方冲撞。

　　但“猎人”这次没有失手。当这名涉案金额4000多万元的疑犯照片发回北京时， “又抓住一个！” 文小华一看照片，便知抓对了人，而桌子则又挨了他一下。几天后，第三名疑犯孙某也落网了。

　　根据这位拿到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还曾担任驻外警务参赞的警官介绍，抓住疑犯其实只完成了一部分工作，更重要的，则是想办法将其带回中国。

　　“引渡”是其中一种方法，但过程漫长而复杂，且我国只与30多个国家签订了引渡条约。行动组要在短短几天内将人带回，一般使用另一种方法，即“非法移民遣返”。

　　这种方法是在当地移民部门的协助下，以“居留地位不合法”或“因犯严重罪行剥夺其居留地位”为由，强制其离境。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行动组必须在短时间内提交对方国家认可的证据和材料。这些材料需要经过公证部门认证，还必须全部翻译成相关国家的文字或英文，有些案件需提供的材料多达数百页。

　　“有时候这比找人还麻烦。”王谨说。但令他欣慰的是，当他第二次在柬埔寨执行任务时，已经和当地警察成了“战友”。

　　“你名单上的人，在我们这里也是不受欢迎的。”一位柬埔寨副部长级警方高官对他说。王谨明白对方的意思：打击犯罪，维护正义，这是全世界警察共同的使命。

　　飞回北京的前一天，王谨才有空到湄公河支流岸边啜杯咖啡，稍览风景。他曾离柬埔寨著名景点吴哥窟很近，但“没心情，也没时间去”。

　　这位30刚过的年轻“团长”想起临走前，曾跟“头儿”刘冬说：第一次带队，抓不到人不好交待。刘冬回他：交待倒好说，丢人是有点儿。

　　这会儿，他已经不用担心了。尽管这趟旅程经历了15天，而每天这位“猎人”的平均睡眠时间，只有三四个小时。

　　“我们就用高智商的警察，来对付高智商的罪犯，你纵是博士逃犯，我自有博士侦查员”

　　比起疲惫和波折，非洲的病毒、恶劣气候和混乱的治安状况更令人不安。

　　从“猎狐2014”行动启动以来，武文（化名）今年已经到过两次非洲了。

　　看上去，这位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的警官文气十足。他皮肤白皙，戴着眼镜，说话温和谦恭，自称“不怎么能打”。

　　7月，武文一行5人到达乌干达。当时，他们肩负着两个任务，押解一名已经劝返成功的嫌犯，并缉捕另一名嫌犯。3位警官带着第一名嫌犯顺利离开后，只剩武文和同事阿猛两人留下来执行第二个任务。

　　“白天还好，晚上最好不出门。”武文说，即便是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治安状况也令人担忧。抢劫、绑架和枪案频繁发生。

　　此前，根据情报，“猎人”得知，这只“狐狸”有个毛病，嗜赌。

　　第一次交锋，因为正好碰上星期六法定假日，武文和阿猛决定先去“踩点”，视情况再去协商乌干达警方配合抓捕。在赌场门口，他一眼就认出了嫌犯李某。

　　由于反复看过、特别记忆过照片，那张脸，武文再熟悉不过。

　　“这时候要特别沉得住气。”这位优等生从未进过赌场，也不认识那些赌博用的机器，但这并不妨碍他的大脑高速运转。

　　根据他的观察，这家赌场的安保人员配有枪械，且赌场老板和李某相识，如果要在此地实施抓捕，必须具备相当的武装力量。与此同时，他还摸清了赌场的建筑结构。

　　甚至，他还想过和嫌犯搭上两句话。但这个念头仅仅是一闪而过，经过权衡，他很快决定，最好不要贸然上前。

　　当时，李某正全神贯注地操作赌博机器，浑然不知自己已经进入“猎人”的“瞄准镜”。

　　第二天，在中国驻乌干达大使馆的全力协调和动员下，乌干达警方出动警力，按照工作组提供的线索，直接在赌场将李某抓获。现场没有枪声，没有混乱。在这一次武力和智力的角逐中，后者完胜。

　　3天后，李某被押解回国。至此，一起公安机关追查4年，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的非法集资案，犯罪嫌疑人终于到案。

　　“经济犯罪一大特点就是高智商犯罪。”刘冬说。这位副局长紧接着就露出自信的神色，“没关系啊，我们就用高智商的警察，来对付高智商的罪犯。你纵是博士逃犯，我自有博士侦查员！”

　　当武文回到北京家中时，夜已深，家人都已入睡。这位“硕士侦查员”非常想念刚满4岁的孩子，便穿过走廊朝孩子的房间走去。但突然之间，他的脚步停住了。

　　他差点儿忘了，自己刚从非洲回来，也许会携带什么病毒。

　　隔着一道门，这位年轻的父亲静静地待了一会儿，想象门后的幼子，在熟睡中露出甜美笑容。此外，他心里还有一丝歉疚，那就是在自己飞离北京的那天，父母也刚从老家飞抵这座城市。同一时间，儿子走，父母来，未曾照面。

　　无论天涯海角，无论五年十年

　　刚回到北京的雷鸣（化名），脸上和胳膊上还留着和东南亚阳光亲密接触的黝黑肤色。

　　不久前，这位警官在泰国逮住了一条“大鱼”，一名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8.6亿元的犯罪嫌疑人，其受害者接近1000人。

　　这是一场大战，也是一场苦战。

　　“战斗”拉开序幕前，“猎狐2014”行动组得到情报，嫌犯在泰国清迈出现。

　　“锁定的位置是一片大学区，并不精确。”雷鸣回忆。那片区域有三到四平方公里大小，密集的住宅和租屋中生活着上万人。在那里找一个人出来，“就是大海捞针”。

　　但雷鸣非要捞起这根“针”，只有“地毯式”搜索这一招可用。

　　由于沟通协调顺畅，泰国警方先后出动30多名警员协助。“一手地图，一手照片”，中泰两国的“猎人”骑着摩托车出发，挨家挨户地排查。

　　此外，雷鸣还推测出几个疑犯可能出现的场所，单派一支分队协助泰国警方一起日夜蹲守。

　　两天两夜之后，疑犯出现了。在一家商场里，“狐狸”和“猎人”碰巧登上同一处扶梯，一个上，一个下。

　　就在那短短几秒，“猎人”的反应平静极了。他们立即随同泰国警方上前盘问，迅速确认了逃犯身份，并立即前往其住所，缴获价值250多万元的赃款赃物。

　　“这个‘运气’是建立在科学合理用警和艰苦摸排基础上的，偶然中其实有必然的因素。”雷鸣回忆收网的过程，显得非常严肃郑重。他很感激大使馆的努力和泰国警方的协助，但最令他感慨的，其实是“海外追逃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坚持。

　　他记得在一次公安部有关境外追逃的会议上，公安部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刘金国说过一句“无论天涯海角，无论五年十年”。很多嫌犯的最终落网，就在于公安机关始终盯着案子，始终没有放弃寻找新线索。

　　"猎狐’不是刚刚开始，它其实一直都在进行，并且从来不曾停止。”刘冬说。从有经济犯罪的那一天起，就有了在逃犯，也就有人向海外逃，针对他们的缉捕也随之开始。1998年9月，公安部成立经济犯罪侦查局。自2008年以来，全国各级公安机关已先后从60多个国家和地区抓回经济犯罪嫌疑人810余人。

　　2013年，公安部针对东南亚地区，部署了第一次集中的“猎狐行动”。经过40多天的前期工作，收网时只用了10天，就带回10名在逃嫌犯。

　　这次巨大的成功来源于改变。此前，境外追逃大多是通过开展国际警务合作，交流方式也多是文件往来，效率不高。但“猎狐行动”的理念和实践则让“猎人”们感受到了“主动出击”带来的明显效果。“开创了境外追逃的先例。”

　　进入2014年，伴随着反腐重拳屡出，“猎狐2014”行动出鞘。

　　此外，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警务合作也越来越顺畅。

　　“什么罪犯，值得你们公安部的人追到这儿？”去年在马来西亚，一位警察局长问参与缉捕行动的雷鸣。

　　那起案子其实并不大，针对的也只是一名公司负责人。但雷鸣告诉那位局长：“不管案子大小，只要该抓，再远的地方我们也会追过去。”

　　这位警官毕业于上海财大经济法专业，还在英国攻下法学硕士学位。他说话爱皱眉头，语速极快，陈述总是分成一二三四点，要么并列，要么递进，从不打磕绊，逻辑感十足。

　　他曾在银行工作，当被问及从身在“华尔街”到戴上警徽有什么变化时，30多岁的雷鸣笑嘻嘻地摸了摸自己的脑袋。他手指所及之处，黑发中夹杂着醒目的灰白发丝。

　　他说自己有两个字，用来对抗当前工作的重压，在他汇报工作或是讲课时，这两个字总出现在PPT的最后一页：信仰。

　　“你们在埃博拉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赴尼日利亚执行任务，向你们致敬”

　　8月底，一队“猎人”再次整装待发。这一回，他们的目的地有些特殊。

　　在他们离开北京前，刘冬特意编写了一条长长的微信，发给所有参与行动者。

　　“赴尼日利亚工作组各位兄弟，你们在埃博拉疫情日益严重的情况下赴尼执行任务……我向你们致敬！”

　　那段时间，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新闻每天在媒体上连番滚动，尼日利亚正是疫区之一。作为“团长”，经侦局警官戴涛（化名）对即将踏上的旅程已有心理准备。

　　在这支队伍里，除了经验丰富、业务能力极强的戴涛，还有从地方抽调上来的钱松（化名），以及数名协助办案、押解的地方警官。

　　接到通知的时候，青岛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薛金永（化名）第一反应是“服从”，甚至还有点儿喜悦，因为“这样的任务可不是谁都有机会去”。

　　接下来，这位有硕士学位的警官认真地检索了一下有关埃博拉的信息。“接触传播”、“飞沫传播”……“这些词儿太吓人了”，但薛金永更担心的是，自己正在感冒，万一发热，肯定上不了飞机。

　　从抵达北京到出发有两天时间，他同时服用4种感冒药。但真正到了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时，先倒下的人却不是他。

　　觉得脑袋发闷，身上发冷之际，薛金永的同事孙鹏（化名）开始害怕了。这是他们到达的第二天，下午6点50分，孙鹏的体温高达39.5摄氏度。

　　“N年没发这么厉害的烧了！”这个身高超过190厘米的大小伙子倒在床上爬不起来。消息从尼日利亚传到北京，连同刘冬在内，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大使携夫人去探望，大家把携带的药品全部集中到他的房间。

　　一确诊，大家松了口气，孙鹏其实是得了疟疾。但“情报”不等人，戴涛将他留在首都，领着其余“猎人”飞赴另一座城市拉各斯。

　　此时，当地突发华人遭抢劫绑架案，气氛“恐怖”。而“狐狸”老李又特别警觉，行踪难觅。此外，他住的高档公寓，门卫森严，“猎狐”的脚步似乎被卡住了。

　　突破这一关卡的，是薛金永。他想方设法，从当地一位做生意的女士那里，获取了“狐狸”的行踪。

　　“年轻人有他们的特点。”雷鸣说，他们能吃苦，对工作充满激情，思路也比较灵活。但赴海外“猎狐”的年轻人不能止于此，他们还必须熟悉案件，具有办案经验、较高的外语水平和综合素质。

　　在这些年轻人所在的大办公室里，除了大箱大箱案卷资料和黑漆漆的办公电脑外，随处可见巧克力、饼干、五颜六色的便笺和最新式的电子产品。

　　刘冬一来，男生们呼啦啦拥上来围住他。在这里，局长可以被称为“冬哥”，加班吃泡面的时候，还会被“小伙伴们”抢走火腿肠。

　　到了需要的时候，女生也得当男生用。根据规定，如果嫌犯是女性，那么，押解人员中必须有女性警员，石玫（化名）就执行过两次任务。

　　7月，这位原本负责宣传工作的女警被抽调到“猎狐2014”。不久前，她自己带队，从泰国带回一名女性嫌犯。

　　嫌犯年纪只有二十出头，但涉案金额达几千万元。在与她见面时，石玫像个大姐姐。

　　“你怎么样呀？好好跟我回去，有情况就跟我们说！”她的亲切和细心完全打动了嫌犯。在和泰国警方协调工作时，这个泰语很好的女孩还主动担任了石玫的翻译，“说的都靠谱，没有乱来”。

　　尽管海外追逃工作常常很艰苦，几乎都是男性唱主角，但在石玫看来，这次“押解”多少让她有了多年来一直想尝到的刑警滋味。如今，她还想挑战更有难度的缉捕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