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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一周前，广西防城港市检察院党组副书记、副检察长何文凯自发公开家庭财产之举，将一个呼吁多年却始终不见顶层设计的制度—“官员财产公示”，再次拉到媒体聚光灯下。
据《新京报》报道，五年来，我国近40个地区试点官员财产公开，超过半数昙花一现。
广东官员财产公开“第一人”范松青说，官员财产公开并没有纳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规划，“连计划都没有，何谈全面铺开”。
不见官方统一行动，但有何文凯式官员散见各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找到包括何文凯在内的三位自曝家产的官员，邀约他们道初衷，谈展望，也随机找到六名被曝财产“官员”图谱，旨为反腐鼓与呼。
2014年7月，岳父去世，按照当地风俗白喜事要奉礼金。他赶回家乡治丧，特意挂出“谢绝礼金”的牌子。公开财产后的第10个月，范松青女儿成婚，一桌酒席也没有摆。
2014年9月14日下午，范松青出门前跟妻子吵了嘴。因为妻子从他电话听出，他要接受采访，主题则是她很不喜欢的“反腐败”。
今年中秋，范松青自费出了一套书—《我为反腐鼓与呼》，上中下三卷，130万字，是他过去在广州市纪委工作近10年所撰写文章的合集。书也印得不多，两千套，有几箱就码在他办公室。
“有读者说，这是中国反腐败第一书。”范松青将书送给了几位纪检系统的朋友，得到的评价让他感到安慰。此时出书，已不仅是退休前的职业交代，他更希望让人们注意到：财产公开等不得，也慢不得了。
事实上，书稿早于他自曝家产就已在编撰，只是囿于出版社漫长的流程一直未能出版。另一方面，内地动辄数万的书号费，也难倒了范松青，最后他不得不另行在香港出版。
比起这套书，范松青在2013年1月广州“两会”上的一纸提案更让人瞩目。担任广州市政协副秘书长的范松青提交了《关于广州市率先试行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公开的建议》。随后，他向媒体公开了自己的家产：一家三口只有一套74平米的楼梯房。
范松青转眼间成为新闻明星，舆论称他是广东“财产公开第一官”。
范松青原本盼着自己的举动能带动更多的官员站出来，本地再也没有人向公众公开，就连国内几个搞财产公示的试点也都沉寂。“坦白讲，有点失望。”范松青说。
更大的失望体现在他的书稿里。早在2002年范松青执笔调研报告就已提出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公开制度。“领导批示，市委颁奖，可随后建议都束之高阁。”
“再也不要干这种蠢事了”
因为“反腐”导致家庭“内政”危机，对范松青来说并不是第一次。
1987年，范松青调入湖南《零陵报》成为一名记者。此前，他参过军，复员到当地物资局工作，1978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政治系，此后在党校任过教职。
也是在报社期间，他实名举报过一次领导，这在当地引起轰动。
彼时的范松青已是报社总编室主任。一次在北京学习，受报社同事所托，他打听到报社从北京购买的印刷机远高于当时市面价格。这件事导致他在工作上屡屡被穿小鞋，一怒之下他向纪委和检察院举报了主持采购印刷设备的领导。
很多年后，范松青已不大愿意提及此事。他觉得当时年轻，脾气不好，而现在当事人尽皆老去，不愿意再给别人带去麻烦。倒是每每回到老家，当年的老同事请他吃饭，总会提起他当年的“义举”。
旁人佩服的行为，却没得到妻子的认同。“别人都不去说这事儿，你干嘛非要说？”
广东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前所长郑炎潮夫妇是范松青好友，2013年广州两会一结束，就约范松青夫妇聚会。郑炎潮回忆，好几次范松青妻子都对朋友们恳求：“你们好好劝劝他，叫他再也不要干这种蠢事了。”
“我爱人有点怕事。”范松青有些无奈，到今天他都没有让媒体接触过家人，原因也是怕家里生出更大的波澜。
范松青出生于湖南宁远县，父母是衡阳县人，相传范仲淹的一个儿子在衡阳任过知县，当地范氏都是其后人。
“倒不是有族谱，关键是长辈一直拿范仲淹当老祖宗这么教育我们。”这让范松青骨子里接受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熏陶，他自认虽不算具备士大夫精神，中国式的正气还是有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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