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来源：
北京市公安局刑侦总队 王欣：
他自己有狗场、有车队，然后自己开着车，经常开的车是一辆途锐，还有一辆奥迪A8，然后在密云县城有公寓楼，就从这些方面吧，可以说经济实力应该是很雄厚。
而他在被捕时正躺在一家洗浴中心的总统套房内，旁边还有两位年轻女子陪伴，像王晓雷这样的村官，一方面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另一方面也敲响了村官监督机制的警钟。
一说到拆迁大家容易想到的是强拆这样的局面，其实强拆在这个拆迁的过程当中只是一个侧面，而在另一个侧面其实非常让人担心的是，有很多的是大家一起齐心协力的去蒙国家的钱，原本可能是五十平米，但是在拆迁之前迅速的盖成了一百五十，然后在某些村官的这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况下，这笔钱就从国家的兜里骗来了。还有的是国家给你的这个补偿款可能是一平米四万，但是村官运作运作给人家可能只是两万，这其中之间的这种落差也变成了一种利益，所以小官拥有大机会的时候，一走偏了就可能有大利益。于是就有了这种大贪，针对这方面的情况又该如何监管，马上要连线一位专家，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王教授，王锡锌。王教授您好。
北京大学法院院教授 王锡锌：
您好主持人。
您怎么看待在这个拆迁的过程中，尤其现在我们城市的周边有很多的这种村子，小官但是有大利益，但是这其中难道没有监管吗？这里的漏洞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锡锌：
这里面法律上、制度上本来存在监管的，比如说整个征集过程中导致的阶差收益，就是整个土地改变用途以后，国家会有巨额的补偿，那这种补偿本来应该是一部分分到农民头上，另外一些是由集体来齐留，但集体齐留，原来这个组织上，组织法上是有村民代表大会，这些代表他是可以来监督的，但是实际中我们这种村民代表，民主监督的这种机制可能是在实践中，应该说流于形式了。
还有人说把这种希望寄托在未来，比如说一方面现在应该增加民主，另一方面如果要很多的这种农村在城市都已经建了楼了，将来是不是村级的组织就可以取消了，你对这样的一种说法是怎么看的？
王锡锌：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认真考虑的，因为我们原来村民组织考虑的村民自制，基本上是在这种集体生产的这种情形下存在的，但是现在随着城市化的农民进城，农民上楼，他们的生活方式、经济的这种运行方式也发生了这种变化，所以实际来可以考虑农村城市化的过程中对村民的这种自制组织的功能进行调整，甚至在形式上进行取消，然后在居民的这种自制，民主差异的管理上同步跟进。
好，非常感谢王教授带给我们的解析。当然这是一个期待的，或者说是局部地区如果走的更靠前的话，可以去尝试的一种做法，但是在相当多的地方，如何让这种这个比如说民主的这种权利更多的交给村民，而不是一股独大，有很多的这种村官可能利用的是村民那种法律意识不太够，包括相关的监督能力也达不到一定的这种强度，所以他为所欲为，但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进程是一个城乡一体化，以及整个城镇化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因此还是拥有一个大机会，但是如何用相关的监督不让他变成很多小贪，变成大贪的大机会呢？来，我们继续关注。
因拆迁富裕起来的不仅仅是背靠政策福利好乘凉的村民们，也包括那些喜欢走旁门左道的部分村官。
播音：
近日深圳市人民检察院以周伟思涉嫌受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单位行贿罪、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周伟思曾是深圳市龙岗街道南联村社区居委会的主任，2012年因被举报，称其拥有住宅、别墅、厂房等超过80栋，豪车超过20辆，固籍资产超过20亿元，而被称为“20亿村官”，后经过纪委、监察局、检查机关等部门介入调查后，周伟思在当地旧城改造项目中收受五千六百万元巨额贿赂的行为才被发现。
张泉灵：
今年7月份的时候，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开庭审理了一件轰动社会的案件，当时广州天河区的冼村有七名领导班子成员涉嫌贪污受贿被拘，从而牵出了一个高官庇护，村官出地，房企出资这样的腐败三角黑幕。
曹鉴燎广州市副市长，他的落马也源于冼村等城中村的拆迁改造，土地转让等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广州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的开发，冼村的大片土地被征用。由于当时村里的土地出租，要价较高，开发商便向曾任天河区区长区委书记的曹鉴燎进行所谓的公关。后者帮助开发商压低价格促成合作，为表感谢开发商或直接行贿，或承诺日后按差价分成。黄金地段的土地白菜价的租金，冼村原有47万平方米物业中，大约35万平方米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出租，租金最高只有每平方米25元，而当时周边珠江新城的普通商品房价，移升至每平方米4到5万元。
广州冼村村民 冼先生：
每平方米4到5万元，一签签了20年，签20年到期了，还有一年就到期了，他再签一份补充协议，再续20年，那就永远是对方(开发商)的了。
2010年广州启动城中村改造，冼村也位列改造名单之中，对低价卖地不满的村民持续上访，最终腐败铁三角浮出水面，而时任副市长的曹鉴燎也因此落马，有人落马，有人跑路。2012年11月担任原猎德村村委书记长达20年的李方荣自行前往加拿大就医，两个月后即兴回国辞职，李方荣的逃亡背后是猎德村被受争议的土地开发问题。
广州猎德村村民：
总共是38块地块，后来调整过只有17块，实际上我去问过村干部，其实属于我们的只有2块地，那十几块地到底去了哪里？村民毫不知情。
利用升值的土地就地发财，是一些巨富村官的发财秘籍。局统计由郊区而来的广州市白云区，近四年来已经有101名村干部因贪腐落马，多数涉及征地拆迁，为违建充当保护伞。当越来越多的村官学会利用土地去打造个人的财富温床，快速扩张的城市就总要出现这样的财富故事，小村官、大巨贪究竟是个人管不住欲望的执念，还是体制的天生漏洞，造就孕育了他们的成长。
别拿个别的村官不当贪官，这个回头我们还真得马上总结一下，他们的相关的一致的特点。比如说小官大贪他都是级别虽然不高，但是都握有实权。犯罪常常与拆迁相连，这就是一个大时代这种前进，本来是好机会，但是被他当成了获取利益的机会，小额工程也有贪腐，还有形式多元，强占集体土地，套取拆迁金，收取贿赂等等等等，今后怎么去更好的防范，接下来我们还是要连线中国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的副秘书长高波，高秘书长您觉得就是说这一次北京是进行了一个专项，有了中央的第二巡视组，又有北京的专项打击，但是从常态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这种机会还依然是巨大的，如何搭建平常的监督网？
我想还是应该把这个苍蝇作恶的这种机会把它降下来，把他手中掌握的权力关进我们制度的笼子里面。比如说第一个要加强村务公开，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要让村官手中的土地相关决策权，暗箱操作的空间越来越小。第二个要加强村民的知情权，监督权、话语权，让老百姓更多的参与到村级公共事务当中来。第三个要加强纵向的监管，上级的纪检监察机构要抓早抓小，有病马上治，不要让小问题养大。第四就是要加强我们的经济责任审计和土地收益的审计，见微知著，防患未然。
其实您刚才谈到第二点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感触，您想一想咱们如果要从民主的这种尝试来说，恰恰是在村里头我们很早的就开始进行这种选村官，民主的权利去交给的我们的村民，包括这个村一层的组织，那为何在行进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民主选出来了，但是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又不民主了，村民都不知情。
应该说这个也反映出来我们村一级的政治、经济、社会治理还存在着一些短版，一些盲区，存在一些信息孤岛，那么就是我们这个基层民主质量不高的这样一些老大难的问题，要改变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继续坚持依法、依纪、依规，那么对于这个村级的公共事务，那么村级的干部手中的权力要进行公开化、规范化，要梳理他们手中的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让老百姓对症下药，可以对着问题进行监督，把手中的权力一点一点的落地。
没错，其实这一方面是涉及到很多村民本身的利益，他可能就更有参与的这种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您在全国的这种研究当中，是否也有一些地方在这方面，比如说治理小官大贪方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您觉得哪些是可以分享的？
通过一段时期的调研，我们也注意到了有这样一些比较好的做法，比如呢一个就是建构一个第三方的一个公共资源资金资产，主要是村镇一级了，一个公共的交易和监管的平台，那么就是所有的包括土地、资金、资源的租赁，交易工程招投标，建设等等都要放到这个平台上，进行电子化的常态化的全过程的监督。
那么还有就是当村改区之后，可以把已经急剧升值的这样的村级资产，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建构一个实体，同时引入这个所谓职业经理人按照现代企业制度，阳光、公开、高效的运营。
好，非常感谢您带给我们的解析和相关的建议。其实别拿个别的村长不当贪官，这一点还真应该成为今后咱们引以为就是戒，必须去警觉的东西，因为即便大老虎有的时候也是从苍蝇一步一步走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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