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部于今年7月启动的“猎狐2014”缉捕在逃境外经济犯罪嫌疑人专项行动，截至目前已经抓获100余人。在成功追逃的背后，中国警方如何进行境外抓捕、如何押解？携巨款外逃人员国外的生活如何等一系列问题都鲜为人知。近日，公安部“猎狐2014”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经侦局副局长刘冬等行动人员接受了京华时报记者采访，揭秘“猎狐”。
武斗
联合当地警方武力缉捕
刘冬告诉记者，在境外缉捕嫌犯要依靠当地执法部门的配合。一般是由他们抓人，然后移交给中国警方。行动组提供情报，协商制定缉捕方案。有时候也会与当地执法人员一起参与缉捕行动。
据统计，在已经押解回国的外逃嫌犯中，缉捕抓获的占到了60%。虽然境外缉捕困难很多，但截至目前派出的近40个行动组都有收获，无一失手。
案例
1
步行3天排查逃亡夫妇
王光是从河北借调到猎狐行动组的，今年8月份，他和同事奉命到泰国缉捕外逃的张某一家3口。张某夫妇俩约50岁，女儿今年27岁。张某和妻子何某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涉案金额高达8.6亿元；他们的女儿将一套房子卖给13家，涉嫌合同诈骗犯罪，涉案金额1000多万元。
今年3月份，一家三口携带数百万现金逃到澳门，试图搏一把，赢了就回去还钱。但最终却是输个精光。3人随即逃到泰国。一家人在清迈租了一套公寓，买了一辆二手车。女儿则在曼谷一家学校学泰语。
8月29日，王光等人赶到泰国时，掌握的情况少得可怜，只知道这对夫妇租住在清迈大学附近。要在短时间内找到两人，几同大海捞针。
王光和同事以及泰国两名警察，拿着嫌犯的照片在方圆两公里的范围内排查。清迈当地马路狭窄，4个人只能步行在炎热的清迈街头，对可能藏匿的地点逐一排查。连续排查了3天，毫无线索。第三天的下午，4个人碰头商量，决定兵分两路，一组排查当地的夜市，另一组去当地两个仅有的高档商场。当天晚上7点半，在其中一个高档商场，这对来吃饭的夫妇被当场抓获。在这对夫妇租住的公寓内，行动组起获大量的现金、首饰及十几个名牌包，铺满了整整一床。这对夫妇说，他们以为清迈的中国人多，警方很难找到他们，没想这么快就被抓了。
随后，行动组带着张某夫妇来到曼谷寻找他们的女儿。在学校里扑空后，警方直奔其女儿租住的公寓。泰国警察进公寓查看。10分钟后，何某突然拍着车窗大哭，王光往窗外一看，发现一名中国女孩走进公寓。他立即跑下车跟了上去，并喊女孩的名字，女孩答应了一声，一家三口至此全部落网。
案例
2
埃博拉疫区设计抓嫌犯
1985年出生的钱松（化名），2009年从中国刑警学院毕业后在山东某市的公安局经侦支队工作，是行动组中比较年轻的一位。
今年8月在接到要去尼日利亚执行缉捕任务时，钱松的心突地一沉。尼日利亚地处西非，正是埃博拉肆虐的国家之一。“要说一点儿不担心是撒谎。”钱松说，但担心只是一闪即过，并没有影响执行任务，只是他没敢告诉家里人。
钱松等人8月30日来到尼日利亚，这次缉捕的外逃嫌犯是青岛一名涉嫌集资诈骗的犯罪嫌疑人李清，身高约有1米9，当过兵，练过田径。李清的老婆因为涉案被判无期，李清本人深知案子的严重性，2006年逃到尼日利亚，防范意识很强。钱松来到尼日利亚发现，大街上很多人都戴着口罩行色匆匆，当地笼罩在埃博拉病毒的恐怖之中。而对于行动组来说，在完成缉捕任务的同时，不但要面对埃博拉、疟疾等疾病的威胁，还要时刻提防无处不在的武装抢劫。由于尼日利亚枪支泛滥，大街上经常有人拎着自动步枪招摇过市，随时可能遭遇抢劫。
行动组在当地租了一辆车，车窗全用窗纱围起来，不让人看见车内情况。钱松说，一次在路口等红灯时，有人拿着一把自动步枪将前面的一辆车窗敲开，让他们吃惊不小，所幸持枪者并没有过来骚扰他们，行动组迅速驱车离去。
李清租住的是一个高档公寓，要进公寓必须经过两道门，均有持枪保安站岗。外人若想进入公寓，保安都会盘问找谁，并会通知事主。即使是警察执行公务，保安也要事先通知事主。而李清还在公寓周围设置了一圈铁丝网，网外面是一堵低矮的围墙，翻过去就是车水马龙的大街。一旦打草惊蛇，李清将会很快逃到马路上，导致缉捕失败。
行动组与当地移民局警察决定另辟蹊径。据调查，李清在当地雇了一些人做装修生意。当地警方以当地普通人的身份联系上李清，声称要做装修，双方约好到钱松所住的酒店谈生意。李清兴冲冲地开着车驶进了酒店院子，在酒店服务员拉开车门的一瞬间，3名便衣警察扑上去，将李清按在座椅上。
文斗
四成嫌犯被劝返回国自首
据统计，有40%的嫌犯是行动组或其他执法部门劝返回国自首的。行动组成员告诉记者，缉捕都是“以我为主”，行动组可以从自身出发制定和实施缉捕方案；但劝返则要考虑对方的感受，只要嫌犯提出的要求合乎法律、合乎政策，要尽量满足。
谈判3轮嫌犯才同意见面
苏东是福建泉州人，1999年，因涉嫌合同诈骗罪逃往菲律宾。办理此案的是上海市公安机关，办案人员通过苏东的一个远房亲戚，传达希望苏东回国自首的愿望。但苏一直没有明确答复是否愿意面谈。行动组成员武文（化名）告诉记者，苏东的案子比较特殊，警方希望将其劝返，给其他在菲律宾的嫌犯一个正面示范。
今年9月21日，行动组赶往菲律宾。行动组先联系上苏东的一个远房侄子，向苏东转达了警方的意图。武文告诉记者，劝返总结起来就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挟之以威”。具体到苏东案，由于苏东的亲属都在菲律宾，国内已经没有直系亲属，“动之以情”很难。所以要告知只要回来配合调查，就能获得减轻、从轻的机会。办案单位会考虑其实际情况，按正常的法律程序办案。如果他不回来，将会一直受到通缉。
第一轮谈判后，苏东没有露面。第二轮谈判出面的是苏氏宗亲会的一个副会长，比他的远房侄子近一步。但副会长担心在谈的时候苏东被抓，因此只是把意思转达给了苏父。
第三轮谈判面对的是苏的父亲。一见面苏父就明确表态，苏东近期不会回国。武文等人耐心劝说：“这是苏东一个说明情况的好机会，既然能说清楚，为何非要背一辈子嫌犯的名声？不应该放过证明清白的机会。”行动组还从法律上说明苏回国的种种利好。
第二天早上，苏东传过话来，答应本人见面谈。为了减轻苏东的心理负担，最后一次谈判行动组只去了两个人，都是上海的办案人员。这一次，苏东终于答应回国自首。
武文告诉记者，劝返时，行动组也会有分工，一个阐述回国的好处，一个说不回国的坏处。能答应见面的嫌犯，其实在国内已经通过亲属或朋友谈得差不多了，所以一般不会出现反悔的情况。而且这些嫌犯心里也明白，既然联系到他本人，要想缉捕肯定也跑不了，所以也愿意回国自首。
押解
距离追逃成功仅一步之遥
缉捕外逃嫌犯之后，押解回国也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刘冬表示，不同的国家协作方式不一样，不同的个案也不一样，有的通过法庭，有的通过行政形式，具体形式有法院或行政程序的正式司法引渡、遣返等。
案例
1
一波三折被困机场48小时
押解似乎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但林琳（化名）就是吃了“简单”想法的亏，被困哥伦比亚机场48个小时。
今年9月19日，林琳奉命去哥伦比亚缉捕一名嫌犯。8月份行动组已经从哥伦比亚遣返了一名嫌犯，他觉得这次也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他连换洗的衣服也没多带，只背了一个小包，从法兰克福转机赶到哥伦比亚。
这次被抓获的嫌犯是一名50多岁的男子，河南三门峡人，之前开了一家进出口公司，涉嫌非法吸引公众存款犯罪，涉案金额达到了两个多亿，还有一亿多没有兑现。今年6月份，嫌犯来到哥伦比亚，买了一栋别墅，请了翻译。据称，他还在哥伦比亚购买了两个金矿，聘请了职业经理。
当地时间9月19日晚上，行动组一行4人赶到哥伦比亚。第二天，嫌犯被当地移民局抓获，移交给行动组。林告诉记者，他们当时商定9月20日晚上返程，先飞巴西，再飞西班牙，然后回国。行动组订了当天晚上9点40分的航班。到了晚上9点钟，航空公司突然通知他们，航班超售不能登机。由于哥伦比亚出境航班很少，已经没有当天的机票，行动组在与航空公司交涉的同时，发现这家公司第二天还有5张机票，要求航空公司留票。奇怪的是，航空公司却声称没有票了。行动组只好让国内同事通过其他国家订票。
第二天，行动组已经办完了值机和托运手续，到了晚上9点，航空公司又声称押解犯人需要提前48小时申请，否则不能登机。但据行动组了解，该航空公司真正的规定是提前一小时即可。就在交涉的同时，飞机已经起飞了。行动组这才发现，他们的行李根本没有办理托运手续。
行动组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开始考虑其他方案。第三天，行动组再次购买了该航空公司的机票，同时还购买了其他航空公司8点40分的机票，先飞法兰克福，再飞中国，以掩人耳目、声东击西。这次，行动组几个人分散登机，才平安离开哥伦比亚。
在候机的几天里，由于嫌犯已经移交给中国警方，行动组只能借当地移民局设在机场的看守所暂时安置嫌犯。哥伦比亚地处高原，当地白天和晚上温差近20℃。看守所非常简陋，只有一些简单的人造革垫子。嫌犯在屋里还能铺一个盖一个，而在门口看守的行动组成员，只把坐在一个垫子上。
至于这次一波三折的押解行动，有一种传言是嫌犯在当地购买了金矿，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可能是有人想阻止押解。
案例
2
女嫌犯飞机上偷藏刀叉
行动组人员告诉记者，押解嫌犯坐飞机时，一般往往选择后面的座位，让嫌犯坐在中间，前后左右都有行动组人员。如果没有这样的座位，尽量让嫌犯靠窗坐，押解人坐在外面。
在上飞机前，行动组成员都会与嫌犯聊天，告诉他们回国后要积极配合调查，而案情谈得比较少，让嫌犯的心理舒缓下来，在飞机上不致出现过激行为，“尽量不刺激他们，让他们放下心理包袱”。
行动组会根据嫌犯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如果嫌犯很配合，就不会使用戒具。个别嫌犯的情绪很激动，就需要上戒具。
女警萧然（化名）说，有一次押解，女嫌犯在飞机上吃完饭后，偷偷地要把刀、叉藏起来。虽然刀叉是塑料的，但仍具有一定危险性，萧然立即索要下来。
分析
嫌犯不逍遥天天怕被抓
萧然告诉记者，很多人都以为，这些外逃经济嫌犯有的转移了大量财产，有的带着大量现金去国外，一定过得很舒服，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以为有了钱就可以到国外逍遥，其实完全不是，就像惊弓之鸟”。萧然说，这些人可能物质条件上还算可以，但心理压力很大，在国外同样害怕被抓。
有钱不敢花总吃大白菜
在被追逃回国的这些嫌犯中，真正能过得好的没有几个。远离故土，水土不服。虽然这些嫌犯有钱，但他们租了房子，白天不敢出门，有钱不敢花，只是趁着天黑到附近的超市买点吃的，抽根烟都怕被别人看见。
行动组成员石玫很早就参与押解女嫌犯回国的工作。2010年她去马来西亚押解一名女嫌犯回国，女嫌犯看见她，拉着手哭，“终于把你们盼来了”。这名女嫌犯也是有钱不敢花，天天吃大白菜。
一名从越南被押解回国的女嫌犯当初是为了躲避前男友的纠缠，从两人开的股份制公司里携款逃到越南。大学毕业的她很快找到了工作，在一家韩国企业里负责中国区域方面的事务，有了新的伴侣，生了孩子，看起来很幸福。但她被抓时如释重负地说，四年没回国，很想念父母，要让孩子接受中国教育，让父母好好看看孩子。
逃往泰国清迈的张某、何某夫妇俩，随身携带了大量现金，但并不敢轻易出门消费，只能放在租住的公寓里。
李清在尼日利亚虽然租住在高档公寓，但钱松告诉记者，他在当地过得也是很落魄。在当地做装修生意，由于当地人的抵触心理，生意并不好做。
猎狐行动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没有统计嫌犯外逃到哪个国家最多，但嫌犯出逃时一般有两个规律。一是选择容易逃跑的国家，也就是办签证比较容易的国家和一些实行落地签的国家。部分嫌犯往往将东南亚国家作为跳板，再往其他国家逃跑。二是嫌犯往往选择华人较多的国家，华人比较多不容易暴露，而且容易生存下来。
境外追逃流程
由各地的立案部门将案件呈报到行动办（案件不分大小，不论涉案金额多少，只要涉及外逃，都可以纳入缉捕范围）。
行动办会对案件进行甄别，然后根据动态情报反映，以及最新的线索，由行动办研究缉捕策略和缉捕途径。
各个方面沟通顺畅、条件比较成熟后，行动办会向在逃人员所在国的警方提出协助请求。
行动组飞赴相关国家开展缉捕行动。
抓获嫌疑人之后，行动组通过当地警方等部门研究具体的移交方式，并由行动组将嫌疑人押解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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