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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1月26日，广州市北京路新华书店教材专柜前，一位家长在帮孩子买教材。五花八门的教材让学生和家长有些无所适从。（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
编者按：从2001年开始，教材多元化改革启动，极大地丰富了中小学的课堂内容。
“得教材者得天下”，南方周末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出版社不惜以违规甚至违法手段抢占市场；有些地方在选用教材时，无视“不得行政干预教材”等规定，出现了选用质量不高教材、频繁更换教材等乱象。
最近，教育部发布《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强化行政监督、选用透明化、惩处有效化等举措，力图治理教材之弊。
有的教材选用委员会几年不开会，决定权落入个别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手中，甚至“一两个人说了算”。
从编写、立项到审查通过，公关的作用逐步凸显，潜规则之下，一些出版社忽视了教材质量。
往往审查还没开始，“大家已经知道名单了”；有的教材没通过初审，居然得以“复活”。
“老师，我们以后学哪本课本？”
2014年9月9日，中秋假期结束返校首日，清远田家炳实验中学初一某班英语课上，学生望着手里的两本英语教材，面面相觑。
一位自称是该校初一英语老师的网友“我爱老师110”在天涯发帖，图文并茂地展示了上述滑稽一幕。
事情起因，是清远、河源的教材更换决定。2014年7月初，两市教育局先后贴出教材选用情况公示，决定用人教版替下使用了七年的仁爱版。此举招致北京仁爱教育研究所的举报。
教育部不久通知：两市行政干预教材选用、违规更换，应予纠正。仁爱版105936册英语课本在新华书店前停留两夜后，如愿以偿送到了两市学生手里。
吊诡的是，虽然拿到了仁爱版教材，但“教育部没有指示如何处置开学第一天发放至学生手中的人教版教材”，于是十余万名学子人手两本教材。至于教学时该用哪一本，没有任何一方告诉学校。至今，清远市田家炳实验中学的学生上课依然使用“违规选用”的人教版。
这不是偶发事件。
2010年，安徽省五地市学期中途更换学生教材。
2011年，黑龙江省三市多年使用未获批教材。
2013年，海南省教育厅更换中小学教材。
……
更换风波背后，折射出自2001年教育部启动教材多元化改革以来，所伴生的教材选用乱象。
2001年，全国教材市场大门洞开，国家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单位、团体和个人编写教材。这项举措最初希望打破人教社“一统天下”的垄断格局，以无形的市场之手激发教材“百花齐放”的竞争活力。推行至今，极大地丰富了中小学的课堂内容。但在教材编写、审查、选用过程中，也出现了某些乱象。
甚至，一些潜规则渗入到教材市场，它们就像教材圈子的生物链，一环扣一环，形成一座座灰色的高墙。墙内，每一个参与者彼此心照不宣，在默默遵守游戏“规则”的前提下，为教材展开一场场攻城略地的较量。
杨英所在的出版社被无情地排挤在墙外。在她看来，因为随着市场的异化，教材渐成一片江湖，不遵守游戏规则者，似乎难以存活。
谁才是受害者
若不是教育部一纸责令，清远与广州教材的对接计划还将继续。今年暑假，清远市决议将初中物理、初中化学、小学英语、初中英语、高中英语5个学段的教材全部替换为人教版教材。给出的解释是：“按市政府关于广清一体化的战略要求，我们计划教材将分步实现与广州的对接”。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广东省江门市。去年7月，江门决定将市内184所中学使用的仁爱版初一英语教材悉数更换，被教育部连夜叫停。
在这几起事件中，仁爱自称“受害者”，矛头指向违反教育部通知擅自行政干预教材更换的各市州教育局，以及它的出版社竞争对手。
“对这个事情，教育部和省教育厅都已经定性了，我们就不好再说了。”一开始，江门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黄明亮对教材一事有些回避，但说到仁爱，黄明亮却似乎来了底气，“把仁爱教材替换成外研版的，是因为前者有硬伤。”
黄明亮向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该市2011年和2012年英语中考成绩表，120分的满分卷，平均分为59分和65.5分，优良率仅19.6%和21.74%。江门市教育局认为，成绩差和仁爱版英语教材有很大关系。
“仁爱版初一英语课本从26个字母开始零基础教学，而江门小学三年级就已开设英语课，这等于到了初中又重复小学阶段学过的内容。到了八年级，仁爱英语课程难度突然增加，当事校方表示学生难以适应。”黄明亮这样解释。
于是，在该市于2013年6月19日举行的“2013年秋季初中英语教材选用工作会议”上，7名初中英语教材选用小组成员一致举手表决，赞成“废掉”仁爱版英语教材。
黄明亮拿出当天的会议纪要，上附有7人亲笔签名。此后该局把做法上报给省教育厅有关部门备案，“厅里有关部门负责人并没有持反对意见，相当于默许了。”
但显然事情的发展证明，上级主管没有站在江门这边。
业内人士王华难以理解。他认为江门基于教学考虑更换教材，无错可言。
清远市教育局也不认为本市更换违规：教材选用履行了评审、投票、公示、报省教育厅批准等程序，每一学段安排9名选用评委，除高中英语外，其余各学段参会人员全票通过，完全符合教育部教材选用的有关规定，经得起教育部检查。
双方各执一词，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谁又是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似乎难以厘清。
几乎同时，仁爱所卷入了另一场风波。
“英语课本里竟有活页广告，介绍录音带、语法讲解、点读笔、英语字典……这些产品均由课本的出版单位北京市仁爱教育研究所研发。”一条忧心母亲的帖子，自2014年9月开学季伊始，在网络上掀起风浪，至今未歇。截至发稿前，仁爱所以各种理由“婉拒”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领导说用哪个就是哪个”
几年前，教育部曾做过一项有关教材选用情况的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教材选用委员会几年没开会。
当地方行政干预教材选用已成常态，这就像一个狼来了的故事。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委员高凌飚说，选用委员会形同虚设，“领导说用哪个，就是哪个。”
课改之初国家的预想是，由县区一级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选用教材。但这招致各地市教育局的非议，他们提出，如果各个区（县）用不同的教材，整个市不好做调研。逐渐地，区县一级的选择权被架空，主要是地市教育局说了算。
“到最后就是一两个人说了算。”苏教版科学教材副主编卢新祁说，决定权把控在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有关负责人手中。
一般是教育局分管中小学的领导，比如基础教育科，而纸面上规定有权选择教材的选用委员会最终流于形式。
有了不透明的选用制度做保护伞，出版社将公关对象锁定在地方教育部门中“能拍板的人”，各种公关手段摆在明面上。
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前，一些出版社隔个一两年就组织省里头能说得上话的人去旅游，近则省内，远则中国香港、海南、台湾，日本……
听说某市教育局副局长的母亲生病住院，某出版社发行人员赶紧登门，日夜守候病床前悉心照料。如此各种故事在各地真实上演。
以至于在2009年，教育部做关于全国教科书质量水平的调查也仅限于内部。“不敢公开，这一公开有些出版社势必跳出来加紧公关。”高凌飚说。
按照教育部最新公布的《中小学教科书选用管理暂行办法》（下称《办法》），选用委员会由课程教材专家、教研员、中小学校长和教师组成，一线教师不少于一半。但江苏教育出版社科学教材副主编卢新祁却担心放开后，出版社可能派大量的人去公关老师。
在美国，负责选用教材的教育委员会成员囊括各界人士，包括教育官员、教学专家、社区领袖、校董、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等，同样也是教师比例最高。他们通过公开遴选产生。而后，由教育委员会建议选用的教材，必须公开展示，并举行公众听证会。
连续几年，教材出版业都跻身于“中国十大暴利行业”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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