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母：我生命不在了嘱咐家人委托律师继续办

　　张焕枝给人一种敦实坚韧的印象。坐在空荡的房间门口，听见丈夫聂学生因悲伤发出啜泣声时，她的反应是紧闭嘴唇，没什么表情。

　　诸多记者围着她提问，她并不急于回答，总会沉默几秒后再谨慎措辞。

　　为聂树斌案奔走10多年，从没上过什么学的农村妇女，被磨成熟悉法律术语的申诉人，她有自己的原则—只说理，不胡骂。

　　她坚信聂树斌不是凶手：“他每一个骨头缝的细节我都知道。”

　　坟前

　　告诉儿子要有信心等到清白

　　新京报：你说去儿子坟前捎话了，说了些什么？

　　张焕枝：一些简单的话，告诉他昨天最高法的决定，还有妈妈没有放弃，律师没有放弃，国家的法治大环境在变化，要他有信心，等到清白这一天。

　　新京报：听到最高法指令聂树斌案复查后，你具体的期望是什么？

　　张焕枝：我希望山东高院不要走过场，认认真真复查这个案子。还有就是追责，如果河北高院不存在一点儿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让律师阅卷呢？

　　新京报：计算过这么多年为案子申诉的代价吗？

　　张焕枝：没有细想过，就记得聂树斌被判后，我手里连判决书都没有，只有个复印件，跑到河北高院，后来又到北京，已经记不得多少趟了，上百次是有的。

　　申诉

　　“从来都讲理，这是我的人格”

　　新京报：整个过程中，王书金的出现对你来说是一个转机？

　　张焕枝：对的，王书金开庭审理时，我也参加了，法官一抡锤说休庭的时候，警察把王书金押下去，他站起身时还说着，石家庄的那起案子确实是我做的。根据他的表现和陈述，我更坚信凶手是他。

　　新京报：如果复查再审后还是维持原判你会怎么办？

　　张焕枝：会申诉到底。我儿子，我生的他，养的他，他每个骨头缝的细节我都知道，他的习惯我都能掌握，他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都能料到，因为我每天都看着他啊。

　　新京报：现在的你好像已经很熟悉法律条文和程序了？

　　张焕枝：说句实心话，还是不熟悉，有些个话该怎么讲，我都咨询律师。几年前，可以说，我都不知道任何法律程序。但是现在我做事有自己的原则。有的人到法院就胡骂，骂政府和法官，好像是要挟。我从不骂，都是讲理来着。

　　新京报：这是律师叮嘱你的吗？

　　张焕枝：不是，这是我的人格。即便是我儿子案件之前的主审法官也对我说过，觉得我不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你是去解决问题的，结果骂了一通之后，又背着包回去了，问题没解决，这是何苦呢？我觉得这样做不理性。

　　坚持

　　“就算我不在了，家人也会继续”

　　新京报：有没有觉得越来越多人知道并且关注聂树斌的案子了？

　　张焕枝：有次我去北京，走在大街上，遇到一个警察查包，他翻看了我的材料，说，啊，你是聂树斌的妈妈？知道知道。然后把材料塞回了我包里，说你走吧。

　　新京报：有没有设想过可能出现的最坏状况？你年纪渐渐大了，但儿子的案子还没有结果。

　　张焕枝：想过。我老了，到最后了，生命要结束了，儿子的案子还是没结果。就算我生命不在了，我还是可以嘱咐家人，委托律师继续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