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朝的反腐与纵腐
文_毛剑杰
1781年，乾隆帝治下号称鼎盛的大清王朝，发生了一起举国震惊的重大贪腐窝案：时任浙江巡抚的王亶望，在甘肃布政使任上谎报灾情、私分救灾银事发落马，甘肃官场涉案者多达60余人。
此案，朝廷最后查清王亶望伙同陕甘总督勒尔谨等人，共贪污赃银1000多万两，祸及官吏60余人，其中王亶望论斩，勒尔谨自裁，冒赈至两万银两以上者22人死罪，其他官员发配。此案是大清立国以来所未有的特大贪污案，可谓震撼朝野。
然而，王亶望的下场，似乎并未影响乾隆后期官员们的继续贪腐：这是一个自皇帝以下都在自我封闭中歌舞升平的年代。乾隆自己带头铺张奢华，上行下效蔚然成风，官场风气早已悄然变化，贪墨、结党营私、官官相护，各地财政则普遍出现了严重亏空，大省大亏，小省小亏，钱粮名实相符的州县寥若晨星。其中山东省巨亏200万两之多，福建亏空250万两以上。
三任浙江巡抚落马
王亶望被处决后仅仅3年，他的继任者，也就是当初奉命查抄王家的浙江巡抚陈辉祖，此时虽已升任闽浙总督，也因贪腐照样落马，被赐自尽。
陈辉祖落马，事发于他的四弟陈严祖。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正月，时任甘肃理环县知县的陈严祖，被发现系王亶望贪污大案漏网成员，贪污金额为4800两，而当时主持王亶望案查办的陈辉祖，显然难脱包庇干系，遭乾隆帝降诏严斥，因此自请降三品顶戴留任。
但在当年9月，陈辉祖即被进一步追责，遭朝廷革职拿问，其罪状显然不只是包庇。原来，朝廷“检校亶望家入官物与原册有异同”，进而查明，陈辉祖当初在奉命查抄王亶望家产时，以银换金，隐藏玉器，多将贵重器物占为己有。
于是在次年2月，陈辉祖因牟利营私罪名被乾隆帝赐自尽。但陈案并非就此打住，在他身后5年，乾隆帝将湖北官场之贪腐成风，归咎于当初陈辉祖任湖北巡抚时，更将其子充军伊犁。
乾隆一朝是所谓的大清盛世，但到乾隆中后期，官员的贪污，也随之自上而下弥漫的歌舞升平、奢靡气息而愈演愈烈。以浙江巡抚为例，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继王亶望、陈辉祖两位前任之后，时任浙江巡抚福崧又因贪腐落马，他被查实索贿白银11万两，并侵吞公款6万多两，在被押送北京途中被勒令自尽，同案犯官两淮盐运使柴桢则被就地正法。
浙江巡抚的前腐后继，只是乾隆晚年官场贪腐成风之冰山一角：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案、乾隆四十七年闽浙总督陈辉祖案、乾隆四十九年江西巡抚郝硕案、乾隆六十年的闽浙总督伍拉纳案、福建巡抚浦霖案……自此，封疆大吏们的前腐后继，在清朝就这样拉开了永不停息的大幕。
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此间，乾隆查处贪腐官员力度不可谓不大。史载，乾隆查案，从不投鼠忌器，也不讲究什么“办案范围”，并且时时警惕着官员的贪腐行为，甚至从蛛丝马迹中觉察。
乾隆四十九年春，乾隆帝在巡幸江南途中，召见江西巡抚郝硕。郝硕的奏对支支吾吾，毫无条理，让皇帝很不满意。于是被勒令“进京候旨”，事实上革了职。但郝硕的霉运不止于此。问答中，乾隆还敏锐地察觉，郝硕恐怕不仅仅工作能力不行，很可能还有贪腐行为。
于是，乾隆下令两江总督萨载借机去江西密查郝硕。5月，萨载回奏郝硕果然有腐败行径，一是向下属官员勒索钱财，二是收受馈送，涉嫌受贿。郝硕随即被正式革职，并被抄没家产、勒令自尽。
然后，乾隆又从郝硕的腐败，联想到了整个江西官场。很快，查实有行贿情节的江西各道府州县官员71人，连负责查办此案的两江总督萨载，也因失察之罪，被革职留任，被扣罚养廉银三年。
乾隆处置贪腐的手段也相当酷厉，乾隆二十二年，朝廷查出云贵总督恒文低价向下属强买黄金，少付银两，同时有数万两银子的财产来源不明。于是恒文被“谕令自尽”，和他“搭班子”的云南省级领导也被“一锅端”：
巡抚郭一裕参与强买黄金，被撤职、充军；布政使纳世通、按察使沈嘉征知情不报，还一味迎合上司的不法行径，被革职。有主动行贿行为的剑川州知州罗以书，革职，杖责100；临安府知府方柱等37名在任知府、知州、知县，被认为在被勒索的时候人人隐忍，没有一个人告发，不能算是自首，全都有罪。结果37人全部被“降一级留任”。
对犯罪的官宦子弟，乾隆则会从严从重判决。王亶望案发生后，闽浙总督陈辉祖的弟弟陈严祖、两江总督高晋的儿子成德都涉案，分别贪污白银3700两、4300两。两人初判都是斩监候。但乾隆将二人改判了“斩立决”。
然而，乾隆末年的贪腐案，却也随着反腐力度的加大而前腐后继、愈演愈烈，根源还在乾隆自身。尽管他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来预防、惩治腐败，但他同时也推出了更多的制度，把官员们往腐败的道路上推：臣工贡献、皇帝出巡、议罪银、官员公捐……
臣工贡献就是达官显贵们向皇帝进贡，乾隆把地方高官进献贡品的多少、好坏、周期长短，和他们的“忠诚度”联系在了一起。始于雍正朝的臣工贡献制度，在乾隆朝严密化、系统化，而且进贡周期越来越短，最初是端阳、万寿、元旦时大臣们进贡，后来乾隆又规定上元、中秋等节也要进贡，而且平常要有“非例之贡”。仅有制度可循的，乾隆时期的天下总督每年进“例贡”183项、巡抚进“例贡”277项，这还不包括制度之外的“非例之贡”。
当时的闽浙总督伍拉纳就承认：“我们并不自出己资买办物件，乃婪索多银自肥囊橐。”而浙江巡抚福崧到任后，马上吩咐盐运使柴桢“代办”贡品，有玉器、朝珠、手卷、端砚、八音钟等件。这一次进贡花费白银三万八千余两，全都计在盐运司衙门的公款上。
乾隆拿到的贡品太多，塞满了整个紫禁城。到嘉庆继位后，发现“内府所存陈设物件，充禼骈罗，现在无可收贮之处”。事实上，绝大多数贡品，乾隆压根就没看过，更没碰过，“所贡之物，视之真粪土之不如也”。
乾隆还喜欢出巡。他在位60年，外出巡幸超过了150次，平均每年接近三次。乾隆本人也承认此举劳民伤财，在晚年说：“朕临御六十年，并无失德，惟六次南巡，劳民伤财，作无益害有益。”
正由于出巡过于频繁，且热衷游山玩水，地方官绅便投其所好，不惜耗费巨资“接驾”。在富庶的江南地区，盐商等富裕阶层或者主动捐献、或者被官府勒索，承担了主要成本，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完全是动用公款，于是腐败官吏趁机中饱私囊。
“独善其身”只是美好的幻想
此外，乾隆朝还有议罪银制度，这是根据官员犯罪情节的轻重，交纳相应数额的银子来免除一定的刑罚。
议罪银制度明显有法不依，加剧了清朝官吏的腐化。乾隆本人也承认此举有可能让“廉者为贪者受罚”，但就是不取消，还将此举扩大化，将一些在财务上的“无着款项”也勒令相关官员赔补。
比如乾隆47年镇压回民起义后查出“军需断难开销各款”，一共有27.7万的白银难以核实，勒令陕甘总督的俸禄和养廉银都扣两成，直到补足款项为止。这又是一项让地方要员不堪重负的制度。
这其实是皇权的自私。乾隆除了可以借此制约地方大员外，还能敛财。因为，所有的议罪银不是缴到国库，而是进入内库，也就是皇帝的小金库。
在这些制度高压之下，封疆大吏们不可能保持廉洁，不得不勒索、挪用，把腐败的压力转移到下级官员头上，最终导致整个地区、整个系统的集体腐败。于是，进入官场的任何一个人，想“独善其身”都只能是美好的幻想。聪明如乾隆者，发现了问题，但却不想改变。
于是，乾隆朝反腐的最终结果，就是出了和珅这个空前绝后的巨贪，据计算，他被查抄的家产总数超过白银8亿两，而当时大清国库每年收入才8000多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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