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报记者邵丽蓉
关键词 纠错
12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指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聂树斌案”进行复查后，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和律师李树亭立即赶赴山东，向山东高院递交查阅和复制聂树斌案卷的申请。在走出山东省高院的那一刻，张焕枝脸上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容，她相信：国家在进步，法律也在进步。
这成为我国异地复查的第一案。近日，记者专访了聂树斌的前任代理律师刘博今和现任代理律师李树亭，他们说，“聂树斌案”开启了异地复审的先河，这是中国司法的突破，让他们看到了变革的力量。
[谈异地复查]
“聂树斌案”是异地复查再审第一例
晨报：请问最高院为何指令山东省高院进行异地复查？
李树亭：2007年11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函告张焕枝，称依照法律规定，已将张焕枝的申诉材料转河北省高院，让张焕枝与河北省高院联系。但是7年多过去了，河北省高院对“聂树斌案”的复查、再审毫无进展，对社会公众的质疑充耳不闻，严重损害了法律的权威和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指令山东省高院复查此案，一个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藉由“聂树斌案”的公开、公正、公平审理，重建人民群众对中国司法制度的信心。
晨报：本次由最高院出面干涉“聂树斌案”，请问这体现最高院怎样态度？其对王书金死刑复核迟迟不下达，又有怎样的含义？
刘博今：我相信最高院对河北省高院处理“聂树斌案”和“王书金案”是不满的。同时，应该半年下达的王书金死刑复核，一年半都没批，也是意有所指的，我想就是给河北省高院压力。同时，最近最高院在没有终止河北高院审查的程序下，又指令山东省高院复查，这也是罕见的。
李树亭：最高院对王书金死刑迟迟不予核准，客观上是为“聂树斌案”复查、再审保留一个至关重要的证人。王书金的存在，更有利于彻查“聂树斌案”。
晨报：以前有一些高官复审采取了异地复审。但在民间百姓的复审上，之前有无异地复审的案例？“聂树斌案”异地复审是否体现了司法的进步？
李树亭：如薄熙来类案件，没有在犯罪地和居住地人民法院审判，而是由最高院分别指定异地下级人民法院审判，这是防止在诉讼过程中，他们犯罪所在地或居住地的司法机关，以及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和审判人员，与他们具有某种利害关系或其他特殊关系，可能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这也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司法审判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聂树斌案”属于审判监督程序的指令再审，可以说是异地复查再审的第一例。
[谈卷宗查阅]
“个人认为是当地压着该案不动”
晨报：律师向河北法院提出查阅“聂树斌案”卷宗的申请多年来得不到支持是何种原因？
李树亭：无论是聂树斌家人还是委托的代理律师，都要求河北省高院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聂树斌案”进行再审，然而这些正当合法的要求一直被河北省高院以各种理由拒绝。如果说河北省高院不给聂树斌家人判决书，是为聂家人依法进行申诉人为设置障碍的话，那么不让律师依法查阅、复制“聂树斌案”卷宗，是因为“聂树斌案”基本是依据聂树斌的口供作出的判决，没有确凿充分的证据。
刘博今：冤假错案如果真的出现，是非常丢人的。若翻案势必追究当时相关的办案人员，因此我认为，是河北省政法委的力量压着该案不动。
晨报：你觉得河北高院拒绝卷宗公开是否合法？
刘博今：按常规，各级法院的档案室都是对外公开的，只要律师拿着当事人的授权委托书，都可以查阅摘抄卷宗，但河北省高院采取了偷换概念的方法予以阻止查阅，理由是：刑事案件的申诉程序，律师不允许阅卷。他们说的是申诉程序的卷宗不允许看，其实我们要看的是一审、二审卷宗，但他们一直这么解答了二三十次，将卷宗捂在手里七八年。
李树亭：《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34四条规定：“受委托的律师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有权查阅、摘抄和复制与案件有关的所有材料。”但是，河北省高院不仅不让律师依法查阅、复制“聂树斌案”卷宗，甚至连聂树斌的判决书都不给聂树斌家人。另一方面，河北省高院又以聂家没有判决书为由，不受理聂家的申诉。河北省高院的做法，显然与法律规定背道而驰。
晨报：能够查阅一审、二审卷宗对“聂树斌案”意味着什么？
李树亭：根据现有公开的信息和一审、二审判决书的内容看，除聂树斌本人的供述外，没有任何人指证聂树斌对被害人实施了强奸犯罪，也没有任何人指证聂树斌杀害了被害人；没有任何聂树斌强奸、杀害被害人直接物证（如指纹、手印、脚印、血液、体液、案发现场遗落的个人物品），证明聂树斌实施犯罪；公安机关是根据对犯罪嫌疑人的分析推断，“按图索凶”抓获了聂树斌；最终，两级法院根据聂树斌的口供判处其死刑并立即执行。代理律师查阅“聂树斌案”卷宗，是为了找出本案审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疑点，尽最大可能还原案件客观事实，以证明聂树斌无罪。
[谈纠错机制]
一些司法人员潜意识里存“有罪推定”
晨报：您认为造成众多冤假错案的原因是什么？
刘博今：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中国法治进程只有30年，执法者素质不高、纠错机制不完善都有关系。其中最主要来自于公安侦查机关，包括刑讯逼供的恶习等。由于公检法的关系，一个案子下来，材料从公安局送到检查院、最后到法院，基本上就按照公安局提供的材料，一上午走完程序就判了。要知道一宗民事案件可以扯半年，但关乎人命的刑事案件却简单到这种程度。当然，现在随着法律制度、纠错机制的健全，冤假错案在不断减少。
李树亭：在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的潜意识里，尚存“有罪推定”的概念，并由此产生一种惯性思维：一个人有犯罪嫌疑，或者被刑事拘留、逮捕、审判，那他就成了坏人，他作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所说的一切，就都是在为自己的罪行开脱、狡辩，根本不必予以理睬；其次，对犯罪嫌疑人先入为主，信奉罪从供出：有了口供，就有了破案线索、方向，案件往往迎刃而解；没有口供，案件往往就无从下手，久拖不决，甚至无法结案。所以他们为图省事和走捷径，不去调查研究，收集证据，而是千方百计采用引供、诱供、指名指事问供等非法手段获取口供；甚至对被讯问人滥施刑讯毒刑，严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再次，在一些侦查机关人员意识里，有时明明已经知道案件证据不足，还要把错案一错到底。因为觉得办错案件，不仅不能立功受奖，受到表彰提拔，还要内部受到追究，遭到批评或处分。有时甚至法院认为无罪了，侦查机关还坚持要求定罪。
晨报：“聂树斌案”折射出我国司法的哪些问题？它的重审有何意义？
李树亭：“聂树斌案”折射了我国司法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有罪推定”，二是“口供定罪”。我国《刑事诉讼法》 明确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这就是“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在我国刑事法律中的体现。但是，从已经暴露出来的多起冤假错案，从“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来看，许多司法机关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这也是司法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刘博今：我是中国法院网下属中国申诉网的首席律师，网站三年来收到几千个冤假错案的申诉，仅在我办公室，就堆着数百件自称错杀错判的案件申诉材料。“聂树斌案”至为关键，所有案子都在盯着这个案子，只有“聂树斌案”得到合理合法的纠正，才能推动更多案件的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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