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对比，记者发现呼格吉勒图案的国家赔偿数额已破纪录，特别是百万精神损害抚慰金。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刑辩律师毛立新认为，这对类似冤案的赔偿肯定会有示范和指导意义。此外，毛立新对冤案的赔偿问题进行分析，建议强化问责、细化制度。
京华时报记者裴晓兰
呼格吉勒图案之分析
分析1
精神损害赔偿差距大
滕兴善和呼格吉勒图都是因冤案已经被执行死刑的人，两人家属获得的国家赔偿金一个是66万元，一个是205万余元。数额为何差距这么大？毛立新指出，主要差在精神损害抚慰金。
毛立新说，按照《国家赔偿法》第33条和第34条第3款规定，因冤案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
还有冤案当事人死亡之前，被限制人身自由的赔偿金，每日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两部分都规定得很明确，没有变通余地。”
滕兴善案是在2006年左右申请国家赔偿，呼格吉勒图是在2014年，两案对应的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数额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两者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也不相同。因此，滕兴善案这两部分的赔偿金只有几十万元，呼格吉勒图已经是100多万元。
毛立新指出，呼格吉勒图案获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有100万元，这是2010年《国家赔偿法》修订后才增加的规定，而2006年的滕兴善案赔偿金没有这一部分。“2010年以前的国家赔偿很少能有上百万的，原因就是没有精神损害赔偿。”
分析2
百万精神损害金还低
对于精神损害赔偿的标准，毛立新指出，2014年10月，最高法院对精神损害抚慰金数额作出规定，即原则上不超过依照国家赔偿法第33条、第34条所确定的人身自由赔偿金、生命健康赔偿金总额的35%，最低不少于1000元。
毛立新指出，呼格吉勒图案件的100万元精神损害赔偿，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突破，超过了之前任何冤案的赔偿数额。“浙江叔侄案每人获得45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是之前最高纪录。其他的案件一般赔个10万、20万。”
毛立新认为，最高法司法解释用的是“原则上不超过”，没有限制数额，超出其规定也是合法、合理的。“呼格吉勒图案毕竟人已经被执行死刑了，100万精神赔偿虽然比以前高，但总体而言也不算太高。一条人命很难说用多少钱来赔。我觉得相对于一条人命，100万的精神赔偿还是低了点。”
毛立新同时说，参照国外和我国台湾，一条人命赔偿200多万，是法治国家比较低的标准。他认为，此数额刷新了纪录，树立了新的标杆，对于将来类似冤案的赔偿肯定有示范和指导意义。
分析3
补助是地方财政照顾
针对因冤案被错误关押和因冤案死亡的国家赔偿标准的区别问题，毛立新指出，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二者都有限制人身自由赔偿金。
区别在于，被错误关押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护理费、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康复费等因残疾而增加的必要支出和继续治疗所必需的费用，以及残疾赔偿金。
因冤案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上述赔偿项目中，部分也与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有关。毛立新指出，每起案件的情况不同，申请赔偿的时间不同，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也在变化，且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标准没有统一，因此最终的数额也不同，差距甚至会很大。
毛立新还指出，有些地方，对于冤案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赔偿金以外，还以生活补助的方式给予了一些钱款。比如，赵作海拿到的65万元中包括15万生活困难补助费。“这是地方财政给予的照顾，原因还是国家赔偿数额上不去。国家赔偿数额上去了，就没有必要给困难补助了。”
分析4
追偿责任人应出细则
毛立新认为，国家赔偿款其实都不应该由国家财政买单。“《国家赔偿法》第31条规定，赔偿义务机关赔偿后，应当向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责任人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赔偿费用，比如工作人员在处理案件中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
毛立新指出，该追偿条款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实施过。“追偿的前提是问责，但很多冤案基本就没有认真问责过。责任本身不明确、不清楚，向谁追偿呢？”
毛立新认为，现在有些案件，不是检察官、法官个人能定的。从公安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很多是集体决策。案件出了问题，参与决策的人没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除了刑讯逼供能找到具体责任人，整个办案经过很难找到具体责任人。集体负责就是没有人负责”。
“责任落实了，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才谈得上追偿。”毛立新建议对于追偿的问题出台细则。
分析5
经营损失没索赔依据
对于企业家被错误关押导致企业经营性损失的赔偿问题，毛立新认为，目前还没有法律依据，按照《国家赔偿法》规定也是不赔的。
他介绍说，有不少案件都涉及这个问题，有的企业家在被错误关押后申请几个亿的国家赔偿。从最高法前两天公布的国家赔偿指导案例来看，企业经营性损失没有获得支持。除非在这一过程中，涉及其他人的民事责任，可以提起民事诉讼。即便是有人故意违法办案，故意办错案，都没有直接的法律规定可以请求相关责任人赔偿，“毕竟不是直接的侵权行为”。
毛立新指出，公安部、最高检出台过规定，对涉嫌犯罪的企业家采取强制措施要慎重，毕竟贸然采取强制措施会带来很大社会和经济上的问题。依法办案，防止抓错人，是讨论这一问题的根本前提。
冤死案滕兴善案获赔66万
案情：1987年，湖南怀化麻阳县发生一宗碎尸案，失踪的贵州籍女青年石小荣被警方认定为被害人。麻阳农民滕兴善被定为嫌疑人，他是屠夫，警方认为他碎尸“游刃有余”。1988年，滕兴善被怀化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湖南高级人民法院终审维持原判。1989年1月，滕兴善被执行枪决。1993年，当年的
“被害人”石小荣活着回到原籍。2006年1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再审判决，宣告滕兴善无罪。据报道，滕兴善的子女获得66万元赔偿。
冤狱案赵作海案获赔50万，补助15万
案情：1999年，赵作海的同村村民失踪，警方发现一具无头尸体，赵作海随后被拘留。2002年，赵作海被河南省商丘市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死缓。2010年，失踪者出现，赵作海于同年5月被河南高院宣告无罪。
2010年5月13日，赵作海收到商丘中院给的国家赔偿金50万元，生活困难补助费15万元。
浙江叔侄案每人赔110万
案情：2003年5月，杭州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嫌疑人张辉、张高平当月被刑事拘留，于2004年10月终审分别被浙江高院判处死缓和15年有期徒刑。2013年3月，浙江省高院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宣告张辉、张高平无罪。2013年5月，叔侄被释放两个月后，浙江高院支付每人国家赔偿金110万余元，总计221万余元。
领到无罪判决的企业家焦占军案索赔近7000万
案情：焦占军原本有一家年营业额千万的制药厂，是同仁堂最大的经销商之一，还在河北省安国市拥有一栋商业大楼。焦占军于2001年8月因涉嫌偷税被批捕。2003年，安国市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2011年年底，河北省涞源县法院判决焦占军无罪。焦占军随后提出国家赔偿金近7000万元，目前没有结果。
他说，案发后，公司随即倒闭，仓库价值上千万的大量存药过期失效。由于公司账目、账户被查封，导致外部欠款无法追回，还有公司工人的工资损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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