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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岁的张焕枝站在儿子聂树斌的坟头。儿子被枪毙已经快20年，“一案两凶”被曝光也已近十年，她仍在等待。南都记者 郭现中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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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记者 孙旭阳
71岁的张焕枝站在祖坟里，指着一处脸盆大的土地说，“这是我和树斌他爹的地方。”她接着朝20多米外的聂树斌坟头看了看，“我们埋了之后，树斌就可以迁过来了。”
她筹划着能在死后与儿子团聚。聂树斌口吃，人又太老实，见到生人和女人还会害羞。张焕枝很害怕他在另外一个世界仍旧被人欺负。儿子被枪毙已经快20年了，张焕枝多次在梦中见到他。他有时候在埋头干活，有时候则会眼巴巴地与母亲对望，问道，“妈，这可咋办呢……”
梦中的聂树斌没有长大，还是一二十岁的模样。张焕枝说，树斌正在另一个世界流浪，等着家里给他送去好消息。张焕枝不怕死，死对于她来说，就是去一个亲人见不到的地方。不过，在跨入70岁后，她多次忍不住告诉亲友，“树斌还没有平反，我真不能死。”
这位19 60年代初的农校肄业生，从来不信奉任何宗教，却相信有另一个世界可以收留这个世界上冤苦的灵魂。正是另一个世界里巴望的眼光，支撑着她在这个世界上奔忙。
坟前“报喜”
说不清多少年前，张焕枝就已满头白发了。不过，她每隔两三个月就会去染一次发，这让她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不少。她不想让世人和儿子看到自己的老态。“我要表现得有一种力量支撑着我。”
每一年，在清明节和十月初一，乃至心情特别烦闷的时候，张焕枝就会扶着一把铁锨，走一里多的山路，去给聂树斌的坟填土，再跟他说一会儿话。2014年12月28日上午，她又一次来到坟上，中国北方冬天的大地特别坚硬，她用力铲了十几下，只铲起几捧浮土来。
聂树斌的坟头又矮又小，也就到张焕枝的膝盖。坟头下边，埋着他和自己阴婚妻子的骨灰。那是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3年，中间人给说的一门亲事，女方比聂树斌小6岁，死于白血病。张焕枝梦想儿子可以在死后也能成家，就给女方家长掏了两千元的彩礼钱，还吃了一顿饭。但两家人并不称亲家，也不走动。
每一次，张焕枝烧了纸钱，摆上水果点心，总是叮嘱聂树斌别乱跑。“你一个人太孤单，妈知道。你要没地方去，一些事情做不了，被谁欺负了，就去找你爷爷奶奶，你没见过爷爷，奶奶你是见过的，可以找奶奶说一说。天底下，没有奶奶不喜欢孙子的，她会帮你。”
去年12月12日，最高法指令聂案转山东高院异地复查。第二天早上，张焕枝就到聂树斌坟上“报喜”。“妈没有放弃你的事情，妈也在努力去做。河北高院它不作为，妈真是没办法。儿呀，你在那边不要放弃，妈也不放弃，一直去做……这次到山东高院，我不相信山东还会再拖妈9年……”
她还会讲起十八届四中全会的精神，以及中央领导“依法治国”的讲话。10年来，她一直在学习律师和记者们说话的方式。她一直害怕自己说错话，或者说出没质量的话。另一种有别于农民的话语，似乎可以让她更有自信。
最后一面
张焕枝与聂树斌的最后一面，是在1995年3月的一天。张焕枝骑了13公里的自行车赶到后，被拒绝入场旁听。“法院说我是被告一方。”张焕枝说，“又说这牵扯妇女被强奸的隐私。”
在张焕枝的记忆中，这场决定儿子生死的庭审，只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在看到法官出来后，她走进法院，循着大哭声找到了被四五名警察簇拥的聂树斌。他正背靠着外边，仰天大哭。张焕枝趋前，然后被拦下，就大喊一声“树斌”。聂树斌则回头，喊了她一声“妈”。
她没来得及问儿子是否真的强奸杀人了，就被赶了出去。一个多月后，1995年4月28日，聂树斌父亲聂学生去看守所给儿子送夏衣时，被告知儿子已于前一日被执行了死刑。
几天后，靠着法院开的一纸证明，聂家人领到了由一块布包裹的骨灰，用一根白色的尼龙绳扎着。一个不到200元钱的骨灰盒装下了这提骨灰，在火葬场的骨灰寄存处放了3年，一直等到有人提阴婚，聂树斌才被接回下聂庄。
10年以后，张焕枝才知道，聂树斌在案发后一个多月，被纳入警方视野，是因为群众反映，有人骑着山地自行车在案发现场来回转悠，形迹可疑。张焕枝还记得那辆山地自行车，是在1994年买的，蓝色，一个轮子大一个轮子小。当时这种车子比较贵，花了四五百元。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不久，父母睹物伤心，就贱卖了它。
聂树斌很喜欢那辆自行车。他还有个日记本，在案发后也被警察搜走，再没有归还。至今，这个少年在家里留下的印记，只有两三张照片，一个旧写字台。在案发前不久，聂家还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先是放在客厅，预备着聂树斌结婚后，再放进他和妻子的卧室里。当时电视机在村里是稀罕物，聂树斌也很喜欢，不过他没有等到电视机归他的那一天。
他曾经的卧室成了一个储物间。用过的旧写字台上，现在堆着杂物，蒙着浮尘，还放着十几个冻柿子。在20年前，这是他放茶缸和牙膏牙刷的地方。这个储物间平时关着门，进去次数最多的，是来自各地的记者。
十年转机
2005年3月初的一天，时任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在下聂庄找到张焕枝，见到了一张“神情恍惚”的脸，对来人充满了怀疑甚至敌意。“她一直问我，你们河南记者来河北做什么呢？”在下聂庄，聂树斌的事情当时是个禁忌，聂母曾一度拒绝告诉聂树斌“不在了”的原因。
在张焕枝对媒体的表述中，她20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儿子无罪。而在范友峰的回忆中，他初见到的张焕枝，看上去已经默认了10年前的那场判决。重提聂案，让她又惊又疑。
直到第二天，张焕枝在范友峰的要求下，带着范及其同事去拜访聂树斌当年的辩护人张景和，向张讨要判决书，而张自称丢失了。之后，“张焕枝开始相信我们，并越来越觉得儿子的案子有问题。”范友峰说，张景和还忠告张焕枝，“你是信记者还是信政府？”
在聂树斌被执行死刑后，聂家又向受害人康某的父亲赔偿了两千元。再加上之前聘请辩护人张景和的两千元，聂家总共为这场官司支出了四千元。直到10年以后，张焕枝才知道张景和并无律师证。
获得初步信任的范友峰，向张焕枝讲了王书金一事，“她好像很多事情都被激活了一样，马上积极了起来”。2005年3月11日下午，石家庄律师李树亭接到一个老太太的电话，问他“有个天大的案子，你敢接不敢？”
李树亭问什么案子，对方不说案情，只问他敢不敢接。如是十来次，李树亭有点不耐烦，选择了妥协，就告诉她，“只要不是把天戳个大窟窿，我就敢接。”3天后，也就是河南商报《一案两凶，谁是真凶？》报道刊发前一天，李树亭见到了张焕枝和河南商报记者楚扬，了解了“一案两凶”的基本情况后，李树亭分析说，此案一定会遭到有关方面极大阻挠，困难重重。
张焕枝“扑通”给李树亭跪下，旁边的人上前扶她不起，李树亭只好也给她跪下。当晚，张焕枝正式决定聘请李树亭做代理律师。
张焕枝之后的生活，已简化为了“申冤”。很多次媒体采访，她也得面对一个问题：既然你认为儿子是冤枉的，那么，在河南商报报道前，为何不见你上访呢？
事实上，在儿子刚被执行死刑后，张焕枝就到法院和检察院打探案情，想要一份判决书回来看看。“我到哪里哪里不理我，到头来连案情都不知道，只听张景和说我儿是强奸杀人”。张焕枝唯一能确定的细节是，本案中被害者是井陉人。
跑了两年，张焕枝不再跑了。心中的怀疑和不平，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来印证。她变得很爱看电视上的法制类节目，听到哪里有强奸杀人案，她就听得特别仔细，看能否提到石家庄西郊的那起案子。“我模模糊糊在等一个人出来，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现在我知道他叫王书金。”
九年申诉
从石家庄北郊的下聂庄到河北高院，大约有15公里远。张焕枝要上访，必须先从村里骑电动车3公里多，到了石家庄市动物园，再寄存了电动车，坐旅游5路公交车，15站之后，到达和平医院站，然后再换乘一站公交车到西里站，最后再步行数百米，到达河北高院。
这是一次拥挤漫长的行程，又都是工作日，张焕枝经常要在拥挤的人流中等待很久，才可以挤进去一辆公交车。为了赶上河北高院的排号，她必须早上7点就从家里出发，走运的话，能在8点半到9点之间赶到。
然后，就是近乎无望的等待。“九年多，我一个月至少去一次。”张焕枝说，“我必须见到负责案子的王琪法官，哪个月要是见不到她，我就连去两三次，一定要见到她。”
见到王琪又如何？“她每次态度都很好，说话很客气，说你大老远来了不容易，河北高院没有把树斌的案子放下不管，你回家等着吧。”张焕枝知道，这案子不可能在河北高院解决，但她也不在家等，她把去河北高院上访视作一种做母亲的仪式。“我这么大岁数了，有时候真不想起早出门呀，不过，树斌的案子我不跑谁跑呢，咬咬牙，该去还得去。”
她几乎靠着一口气在支撑自己。在去年的一次体检中，张焕枝发现自己血压指数飙升到了190，医生叮嘱她加大药量，她也一直没听。在12月中旬的一天，在接待一群记者时，她提起聂树斌案被拖，越说越难受，“头突然嗡了一下，里面空了黑了，我赶紧合了一下眼，给自己说不要再激动了，不要再难受了。记者们没有看出来，我坐在那里，歇了一会儿接着说。”
张焕枝曾经有机会逃离农村。在她小时候，家庭成分被划为贫农。1960年，“根正苗红”的她被推荐到鹿泉当地的农校上学，吃饭管饱。只上了一年多，农校就和很多厂子一起解散了，她又回到了村里。1970年，她嫁给了化肥厂锅炉工聂学生。在为儿子跑案子之前，她与国家权力最接近的经历，则是年轻时代扛着红缨枪，作为民兵四处拉练。
对聂树斌，张焕枝寄望的就是娶妻生子。在聂树斌被抓前，作为技校实习生在鹿泉冶金机械厂工作，一天基本工资只有5元钱。张焕枝叮嘱他要省吃俭用，攒了钱结婚用。还没攒够两千元，母亲便失去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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