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共生共荣的商界朋友圈，在季建业的腐败之路上，不难发现其家人包括妻女、兄弟等人的身影。
1月16日一审庭审结束后，中国青年报记者在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的安检通道偶遇季建业的女儿、女婿、弟弟等家人。
庭审结束20分钟后，经法警确认身份，季建业女儿、女婿及其弟弟通过安检通道步入审判庭。10分钟后，一行人走出安检通道，身着白色短款羽绒服的季建业女儿不停擦拭眼泪。女婿和季建业的弟弟则面色阴沉，走出门后大口抽烟。
季建业的辩护律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谢望原随后走出安检通道，向一名中年男子说：“他知道你来看他了，他表示感谢，让我转达谢意。”
对这场耗时6小时的庭审，嗓子有些嘶哑的谢望原除了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庭审非常顺利，依法进行，控辩双方都发表了各自看法”外，不愿对这场庭审发表更多意见。
记者通过梳理起诉书脉络发现，通过利益链条的间接输送，家人成为附着在季建业腐败生涯中的重要一环。
老部下徐东明的慷慨
苏州锦联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明与季建业的交往长达20余年，前者曾是季建业任吴县县委副书记兼苏州太湖度假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时的旧部。
起诉书显示，1992年下半年至2009年，被告人季建业利用其担任中共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昆山市人民政府市长、中共扬州市委书记等职务上的便利，接受苏州锦联经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徐东明的请托，为徐东明调任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发展总公司项目合作部经理、承揽昆山宾馆设备供应项目、开发“龙都”广场房地产项目、竞拍江都市宁通高速公路附近土地提供帮助；利用其担任中共扬州市委书记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接受徐东明的请托，通过苏州太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有关领导职务上的行为，为苏州锦联经贸有限公司违规承揽太湖文化论坛办公大楼空调供应项目提供帮助。
据《财经》报道，季建业在昆山、扬州、南京任职期间，徐东明等人经常前去看望。季建业回苏州时，也会找徐东明等人聚会。
季建业在苏州的政商圈子聚会从1995年开始，几乎每年的大年初一均由季建业的老部下朱天晓召集，地点亦在吴中集团的公司餐厅。参加聚会的不仅有朱兴良、徐东明家人、季建业家人以及吴中集团董事长朱天晓，还有吴县的一些领导。
面对季建业的“照顾有加”，徐东明自然懂得“投桃报李”的道理。
起诉书显示，2000年4月至2009年年底，季建业本人或通过其妻高某某、其女季某、其弟季某某，先后4次在苏州市家中等地，收受徐东明给予的人民币770万元，价值人民币2.7万多元的“特灵”牌空调两套、价值人民币2.9万多元的“特灵”牌空调两套、价值人民币6.8万多元的“大金”牌空调1套，以及价值人民币7万多元的装修材料，共折合人民币789万多元。“城市贵宾”朱天晓的“报答”
扬州很多人对朱天晓并不陌生，吴中集团曾参与扬州古运河改造项目，董事长朱天晓也被列为“城市贵宾”载入扬州年鉴。
起诉书称，2002年底至2013年上半年，季建业利用其担任扬州市长、市委书记、南京市长等职务上的便利，为江苏吴中集团有限公司与扬州市城建国有资产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凯运天地”房地产项目提供帮助；接受朱天晓的请托，为上述项目的规划审批和拆迁事宜提供帮助，并为该公司路虎汽车4S店项目用地和违规建设提供帮助。
起诉书还称，2000年10月至2010年6月，季建业本人或通过其妻高某某，其女季某，其兄季某某，先后9次在苏州市家中等地收受朱天晓给予的人民币合计160万元，价值人民币3万元的“瑞雪”图一幅，价值人民币23万多元的“道奇牌酷博型”汽车一辆，并以低于市场价人民币54万多元的价格购买朱天晓公司开发的苏州石湖之韵小区68号别墅一套，共计折合人民币241万多元。
季建业主政扬州期间的另一政绩就是古运河改造项目。千年的古运河流经了扬州城区13.5公里，被季建业认为是“一块贯穿扬州市的黄金地块”。
2003年1月，吴中集团与扬州一家国有控股公司联合组建江苏凯运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当年6月，该公司与扬州国土局签订了首期324.29亩土地出让合同，启动了“凯运天地”项目。
凯运天地是对扬州古运河东岸长达6.67公里的河道岸线改造工程，总用地面积3640亩。该项目打造沿河30米的绿化带，曾是2003年扬州市“十大实事工程”之首。
2004年4月，朱天晓与季建业一起参与了开工典礼。这一项目使运河一带生态环境大为改善，也拉动了地价和房价。
苏州吴中区政府的一位官员介绍，朱天晓是在2013年11月接受协查的。此后，他也多次“进进出出，案情比较复杂”。2014年2月的公开信息显示，朱天晓已完成协查。目前，其很少公开露面。高官家人仍是监管难点
“在高官腐败案例中，家族腐败也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现象。古代就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说，这几年，家族腐败颇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反腐专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说。
任建明介绍，从家族腐败的动机看，事实上是以权谋私，为其配偶、子女以及更大的家族谋利。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当中介，给其他官员和企业牵线搭桥；另一种是家人直接经商，开办企业，“核心还是经营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
在任建明看来，家族腐败的特点是，亲属关系的远近决定谋取利益的多少；此外，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官员以家族腐败的形式对权力的挖掘更充分、谋取的利益也更大。
任建明介绍，这些年，我国约束和监管高官家人的制度确实建立了不少，比如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领导干部配偶子女不能经商或在一定范围内不能经商等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
任建明建议，这些制度需切实得到执行。他认为，之前之所以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的原因在于，一些制度缺失，比如到底谁来执行制度的问题，“一般领导干部的个人报告都交给组织部，但组织部并未受权监督、审查。所以，我建议执行主体需明确并给予授权，同时也应规定如果执行主体不作为要问责。要对官员家庭情况更大程度地透明公开、接受社会公众和舆论的监督”。
“从更深层面讲，针对权力的结构体系，应当将个人手中的权力真正交给制度。”任建明说。
季建业在《我的悔过书》中曾发出这样的悔叹：“私念像精神鸦片，麻痹了我，使我灵魂出窍，闯下大祸；私念像脱缰的野马拉着我奔向深渊，私念、私欲成了毁掉我人生的导火线，成了万恶之源。”
本报烟台1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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