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做为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公民逝世之后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今年全国两会，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卫生部原副部长黄洁夫提案，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建立后，原《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已不适用，建议尽快修订《器官移植法》或打造升级版《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条例》。
停用死囚器官两个月来，公民自愿捐献效果如何?自愿捐献体系如何保证公平透明?耗时多年建立的公民自愿捐献体系如何惠及更多人?昨日，黄洁夫接受了记者采访。
死囚器官停用
381人参与公民器官捐献
新京报：1月1日起停用死囚器官，现在来看效果怎么样?
黄洁夫：据我了解，实施以来再没出现过一例。这是我从那些医生中间得到的反馈。一是地方法院不敢了，反腐高压线在那，政府已经明令谁触犯就要调查;二是医院不敢了，器官捐献委员会已经发了通知，哪个医生做了，要吊销医生执照。
新京报：这两个月器官捐献的数量怎么样?
黄洁夫：我可以提供一个最新的数据，从1月1日到3与3日，我们国家公民器官捐献是381人，937个器官，如果加上角膜，已经有1200个左右了。
新京报：和去年相比呢?
黄洁夫：去年全年是1700多人捐献。今年，我们公民的器官捐献能做到1万例以上，这还是比较保守的估计。
新京报：现在器官移植需求的缺口导致了地下交易的产业链，你怎么看待?
黄洁夫：我们器官移植事业多年来不阳光，处在暗箱操作的状态，人们想捐献也不知道怎么捐献，又没有建立国家的捐献体系。今年前两个月的数字已经说明，如果这个体系是阳光的，会有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愿意捐献。
新京报：国内公民捐献器官的意愿怎么样?
黄洁夫：2014年，中国青年报做了一次43000多人的社会调查，45%同意捐献，45%反对捐献，另外10%没有表态。对45%的反对者又进行了第二次调查，其中有64%的人说，不愿意捐献是因为国内器官捐献和死囚混在一起，如果停用死囚器官，我相信这64%的人中有很多人会信任我们现在的体系。
公民捐献体系
吁器官移植入全民医保
新京报：在我们建立的公民器官捐献体系里，现在有多少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黄洁夫：现在大陆器官供需比是1比3。昨天(4日)最新的数字是，我们全国在等待器官移植的人是2.2万，这个数字是已经进了全国169家有器官移植资质医院的病人，都已经进入我们的COTRS(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了。
新京报：器官捐献之后如何保证分配的公平?
黄洁夫：这个涉及到很多体系。器官移植包括器官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移植手术、移植后登记和移植监管五个体系。器官获取组织在第二个体系中至关重要，要切实保证器官获取和分配符合科学与伦理原则，确保供体器官高质量与活力，来源是公开公平可溯源，分配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新京报：国外的器官获取组织都是非政府背景的社会组织，国内也是这样吗?
黄洁夫：这个讲起来比较复杂。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提过，可以在网上找到，如果感兴趣可以查。
新京报：建立了公民捐献体系后，怎样保证更多人受益?
黄洁夫：实现公平首先在于法制的建设，法制健全了，捐献体系才能扎住根，老百姓捐献的意愿就会高，这样才会形成大气候。
我们医生都知道有10多种病在大病救治里，其实最应该放在大病救治里的，就是器官移植，因为它是生和死的选择，如果我们的捐献体系是阳光的，形成了气候，那就向政府提出来，应该把器官移植纳入到全民医保里面。
新京报：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公平?
黄洁夫：我们建立公民捐献体系，就是希望以后穷人也能做器官移植。
专业人才培养
掌握器官移植至少三五年
新京报：人均收入水平是制约国内器官移植数的原因之一，器官移植的费用大概在多少?
黄洁夫：目前我们国家器官移植不在基本医疗服务之内，一个肝移植需要几十万，第一年的维持需要五到六万，第二年也要四到五万;肾移植第一年差不多七到九万，从第二年以后也要五到六万，这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
新京报：此前器官移植有材料费，现在公民捐献后还有吗?
黄洁夫：如果公民捐献后还有材料费，那这个体系就不是阳光透明的，去年1700多捐献者中，很多都是穷人，没有谁说捐献了要钱，因为如果给钱，家属会觉得是对亲人的一种亵渎，器官捐献归根到底是生命的礼物。
新京报：你说过目前国内器官移植能力也是有限的，现实情况是怎样的?
黄洁夫：过去器官来源不透明，这种环境下很难培养出太多医生，因为都是偷偷摸摸的。所以把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从600多家减到169家，全国能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也只有几百人。
新京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久?
黄洁夫：器官移植是很尖端的技术，建立了捐献体系等于敞开一条路，有了好的环境就能起步做这件事，我想过上三五年，可以培养出一些好的医生。这还不是从医学院出来的，一定是有经验的外科医生。
器官移植前景
提案呼吁条例修法
新京报：对于公民器官捐献在国内的前景你怎么看?
黄洁夫：首先是形成气候，然后大陆也可以像香港那样，香港现在有很多社会组织捐钱，建立基金会，这样对于整个社会就公平了。
新京报：我们的基金会现在怎么样?
黄洁夫：我们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刚开始，上个月刚刚完成所有的手续，然后就收到了第一笔800万元的捐款。
新京报：此前听说《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要修法，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
黄洁夫：我这次的提案就是要修订，因为2007年的条例已经不适用当前的情况了，我也希望媒体能呼吁，我在提案里也说了，2007年出台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修订势在必行。
新京报：建立这个公民器官捐献体系用了多年，如今你怎么评价这个体系?
黄洁夫：我提供一个消息，今年春节期间有个法国的小伙子，在中国旅游时发生了意外，脑死亡了，他的父母得知现在中国器官捐献渠道是阳光的，捐献了孩子的两个肾，一个肝，两页肺，救了另外四个人。
我们通过外交部，给法国大使馆发了感谢信。这件事说明，我们建立这个体系，至少已经得到了国际友人的认可。
新京报记者 贾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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