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有落马官员死活不认罪 要求为其做无罪辩护

　　名声在外，“空中飞人”，为办案几乎牺牲掉自己的全部时间，但多年来他一直没有停歇，只因对刑辩律师这份职业的挚爱。他，就是北京刑事辩护界的著名律师许兰亭。

　　在他那朴实的外表下，隐藏着天生对法律的睿智和对刑辩律师职业的钟爱，这些在一个个复杂、棘手的刑事案件中得到了诠释。

　　许兰亭所办理的案件，以“两高一黑”居多，即企业高管、政府高官和“涉黑”案件多。

　　近日，许兰亭律师接受了《法制晚报·名律师访谈》栏目的专访。许兰亭说：“为官员辩护，使法律赋予其的合法权利得到保障，这也是正义。”

　　转行 做刑辩律师更有挑战性

　　记者：您最开始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后来如何走向律师这个职业？

　　许兰亭：我更喜欢做律师。我是1981年考入中国政法大学的，1985年大学毕业取得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了几年，又回到政法大学，陆续拿到硕士以及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后来因为我有律师资格，又喜欢做律师，我就去了法大律师事务所（当时隶属于中国政法大学）专门办案。

　　现在我是以办案为主，对外自我介绍时也说我是律师。尽管至今仍是政法大学的教师，但在教师与律师之间，我对律师更加偏爱，

　　记者：名牌大学的教授，可是很多人向往的一份职业。

　　许兰亭：我觉得我不太适合做学问，当律师我觉得更有意思，有时候也很有成就感。一个案件改判无罪了，或者从轻处理了，这都会给我带来单纯做学问很难拥有的成就感。

　　记者：为办案您都变成了“空中飞人”，做刑辩律师这么累，您为什么还喜欢这个职业？

　　许兰亭：累确实累，但苦中有乐。做刑辩律师，就会不断地有新的案件涌现，既富有挑战性，又丰富了我的办案经验，还为我的教学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多有意思呀！

　　法学泰斗江平教授曾说过，“律师兴，则法治兴”。因为律师是法治的晴雨表，是衡量民主与法治的重要指标。我认为，这就是律师的意义。

　　记者：办刑事案件的成就感，是法院宣判无罪的那一刻吗？

　　许兰亭：如果法院宣判无罪，对任何一个刑辩律师而言都是成就指数最高的。但刑事被告人获得法院无罪判决结果的情形，在刑事案件中的比例非常小。实际上，只要能让法院在判决中采纳刑辩律师的重要意见，使得被告人得到准确的裁判，就已经可算作是一次成功的辩护。

　　我在山西太原办过的一个案件，被告人在一家公司当经理，离职后，公司老板就举报他，说他在职期间职务侵占，他两次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我接手这个案件之后，对案件重新进行审视、评估，通过对卷宗材料的梳理发现有一份非常重要的证据此前没有引起重视，最后正是这份证据起到关键作用，最终法官宣告这名经理无罪，使他得以离开被关押了三年半的看守所。

　　辩护 尊重落马官员隐私

　　记者：您给做过刑事辩护的落马官员很多，级别最高的高官案件是哪件？

　　许兰亭：应该是2005年我代理的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受贿案。这是我代理的第一个正部级官员案件，级别很高，所以影响比较大，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代理的官员级别最高的案件。以前也办理过官员犯罪的案件，但都没有他的级别高。

　　记者：官员出事以后，是否把找一位好刑辩律师放在第一位？

　　许兰亭：从我的办案情况来看，可能恰恰相反，找律师可能是最后一步，一般我接手时就已经进入起诉阶段。很多案件进入法律程序，尤其快到法院了，官员的家属才可能考虑到找一个好的律师。

　　记者：官员的辩护律师，都是由家属来请的吗？

　　许兰亭：这类案子确定辩护律师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告人家属委托，一种是法律援助中心指派。指派律师的案件，一般来说普遍影响力较大，也比较复杂，法律援助中心会找相对有经验的律师代理。

　　记者：官员家属在请辩护律师时，是冲着谁的名气大请谁吗？

　　许兰亭：官员家属在选择律师时，首先比较看重的是业务水平，其次是人品、口碑。他们一定要找自己信得过的律师，但不一定有很高的名气。

　　记者：您在会见这些落马官员时，如何跟他们打交道？他们对律师的态度如何？

　　许兰亭：首先从态度上讲，刑辩律师要不卑不亢，从人格上尊重他们，这是取得他们信任的基础。

　　从我办理的案件来看，和官员会见时，他们大多都很平和，把自己当成普通人，并没有摆出一副盛气凌人、居高临下的派头。

　　记者：在和落马官员打交道时，您有哪些技巧？

　　许兰亭：一般来说，官员对刑辩律师很信任，沟通、交流案情都比较顺畅。但也有的官员表示可以请律师但不愿意过多谈论案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刑辩律师不能逼着官员谈论案件，一起聊聊家常反而会有效果，跟案情有关的可以暂时不说，先谈一些跟案情无关的话题。

　　另外，刑辩律师要尊重他们的隐私，与案情无关涉及隐私的问题，不过问。

　　有些官员死活不认罪，一定要律师为其做无罪辩护，但律师在刑事案件中是独立辩护的，我会跟他进行沟通，最后达成统一。当然是否认罪，主要指被告人的态度。

　　观点 任何人都有权获得辩护

　　记者：您为很多官员辩护过，受到过质疑与指责吗？

　　许兰亭：我虽然主要办理“两高一黑”案件，但杀人、抢劫、强奸案，我也都办过。在一些案件中，肯定受到过一些非议，但从道德上讲，我没有压力或是愧疚感。“贪官”也好，“杀人犯”也罢，只要是我的当事人，就要全力为他辩护。

　　其实在法院定罪之前，刑法的原则是无罪推定，这些人只是有犯罪嫌疑，即便有罪，他们也有权获得辩护和公正的判决，与其罪行相适应。

　　记者：您如何理解在刑事辩护中的公正？

　　许兰亭：我们每个人都是潜在的嫌疑人或被告人，谁都有可能成为被告人，谁都有权获得辩护。

　　公正，就是被告人得到合理、准确的判罚。律师参与辩护，首先是程序上的公正，然后在实体上，经过律师的辩护工作也可以达到公正。

　　即便最后判决结果就是死刑，该被告人享有的权利也应得到保障。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宪法》还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权最主要的就是刑事当中的人权，即自由、生命、财产等。人权最集中地体现在刑事司法制度中。

　　记者：有人认为检方起诉的官员往往犯罪案件证据确凿，有无律师辩护影响不大？

　　许兰亭：这是一种对刑辩律师工作的误解。律师刑事辩护工作非常重要，官员被抓以后，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弱者了，所以要公平对待。官员落马之前，在社会上的地位、人脉等确实比较强，但一旦进了看守所，成了嫌疑人、被告人，也就没有了官职的光环。

　　感悟 纠正错案不能只关注命案

　　记者：有很多律师说刑辩业务很难做，您觉得目前刑辩律师群体主要面临哪些难题？

　　许兰亭：简单来说，就是收入低，风险大。

　　从收入上看，刑事案件的律师费都是按件收，不看涉案标的大小，所以刑辩律师的收入不如做民商业务的收入高。因此，刑辩律师的收费标准应当适当地放宽。

　　从执业风险上看，相对于民商事业务，刑辩业务风险确实比较大，因为律师就刑事案件为被告人辩护，面对的是强大的国家公权力，律师在调查取证环节还存在很大风险，还可能会因为辩护工作遭受打击报复。

　　另外，刑辩律师自身也面临着刑事风险，有不少律师由于执业时不谨慎，或是违反了一些规定，如因伪证罪等被抓了起来。

　　因此，法律一方面在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同时，还应切实保障律师各种辩护权利的完整实现及执业安全。

　　记者：这两年很多冤假错案都受到关注，您认为应该如何避免刑事案件里冤假错案的出现？

　　许兰亭：避免刑事案件中冤假错案的出现，这是个系统工程。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提出了27条内容，包括在观念上，要疑罪从无，要坚持证据裁判，排除非法证据等。在机制上，公检法机关不仅要配合还要制约，要真正负起责任。同时，最高法还明确提出，法院不得参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联合办案。在具体制度上，审委会讨论的时候要强调法官个人负责。

　　不难看出，这的确是个系统工程，有观念上的，有机制上的，有具体制度上的。如果这些都能得到落实，冤假错案就能够大大减少。

　　记者：您认为现在对于冤假错案的纠正，还存在哪些问题？

　　许兰亭：这两年纠正冤假错案，基本上都是命案，纠正主要来自三方面原因，真凶落网、“亡者”归来和证据不足。

　　但在实践当中，还有另一种错案，只是在定性、认识上存在问题，比如是强奸还是通奸，是钱权交易还是礼尚往来，是诈骗还是经济纠纷等等。这类案件证明是错案比较难，纠正也比较难。

　　虽然命案震撼力比较强，但毕竟是少数，而这种只是定性、认识问题的错案是大量存在的。有些定性、认识问题，一旦将性质错定成犯罪，那后果是很严重的。因此，对于这种案件要慎重，如果有错案也要纠正。

　　访谈嘉宾简介

　　许兰亭：北京市君永律师事务所资深律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2001-2007年北京市律师协会刑法专业委员会主任。

　　许兰亭律师先后入选“2003年全国律师界十大新闻人物”“2004年全国十大刑辩律师”“2005年中国十大风云律师”，连续获得北京市律师协会“优秀专业委员会主任”荣誉。

　　自1992年执业以来，许兰亭律师承办重大刑事、民事、经济案件200多件，擅长刑事辩护业务。曾在沈阳“慕马”大案、刘晓庆公司涉税案、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受贿案、原国开行副行长王毅案、原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案、原吉林省副省长田学仁案、内蒙古自治区王素毅和刘卓志案等重大刑事案件中担任辩护人，办理了许多从有罪到无罪、从死刑到新生的案件。 文/记者李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