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沭阳到昆明：“明星官员”仇和轨迹

　　3月15日中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刚刚闭幕，中纪委即发布消息：云南省委副书记仇和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此前，3月7日上午，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云南团举行开放日活动，身为云南省省委副书记的仇和全程参与，但未发言。

　　“去年云南团开放日，仇书记被问到了环保问题的时候说了很多，但今年没有安排回答提问。”云南省一位全国人大代表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

　　仇和曾是受到外界高度关注的“明星官员”，其成为话题人物始于担任江苏宿迁市主要领导期间。

　　给省委常委的“自荐信”

　　公开简历显示，1978年，21岁的仇和考入南京农学院植物保护学系植物保护专业学习，1982年毕业后分配至江苏省农科院植保所，从事科研工作。

　　江苏省农科院是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在仇和大学毕业工作的那段时间，工业经济的概念还处于萌芽，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使得农科院的地位较高。

　　据一位曾与仇和共事的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透露，仇和从科研人员步入仕途，是仇和自己曾给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班子写过一封“自荐信”，谈其对江苏经济社会的发展，并提出了诸多建议。

　　据传，时任江苏省委主要领导在接到仇和的信后，颇为重视，随即给时任江苏省农科院负责人打电话询问“这个写信的年轻人”是谁。

　　从公开简历看，仇和在刚参加工作2年内就成了省农科院的团委书记，级别副处。

　　公开简历显示，此后仇和的工作逐渐脱离“科研”转向行政，担任省农科院工会副主席、党办副主任、院办副主任等职务。

　　1988年，仇和被下派挂职，担任徐州市丰县科技副县长，2年后回南京任江苏省科委计划处、农村处副处长，接着又升任省科委农村科技处处长，完成了从事业单位到机关的转变。

　　塑造“沭阳经验”

　　1996年，江苏组建地级宿迁市，仇和被省委任命为筹建领导小组成员，并在建市后担任副市长。

　　仇和担任宿迁副市长时，是班子成员当中最年轻的一位，分管科教文卫等，排名最末。

　　新华社江苏分社副总编辑包永辉在其所著《政道：仇和十年》一书中写道，“那段时间仇和从不多言，极少说话，只是埋头调研。”

　　“这段时间的调研，对仇和后来担任宿迁市委书记的改革措施是有影响的。”一位与仇和相交多年的新华社资深记者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仇和独当一面，是从他开始担任沭阳县委书记起。

　　仇和对沭阳的改变，成为了江苏政坛上县域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也造就了欠发达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崛起的“沭阳模式”。

　　“从改革开放开始，江苏曾派了几任扶贫队对人口最多的沭阳进行扶贫，就是搞不起来。”在江苏政坛颇有影响力的育种专家、省农业厅原厅长、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俞敬忠退休后在文章中写，“扶贫队千辛万苦建立的项目，人一走就荒掉了。”

　　本次仇和被中纪委调查，多位与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相识多年的沭阳干部说，“仇和离开沭阳已经快20年了，这期间县委书记换了四五任，不管他如何，总之他对沭阳的改变是脱胎换骨式的。”

　　2002年，江苏省委省政府在沭阳召开大会，肯定并总结了沭阳经验。

　　离开沭阳后，仇和升任宿迁市长、市委书记，地级市宿迁是成就仇和最富“争议”的地方。

　　宿迁崛起

　　2000年，仇和去职沭阳县委书记，升任宿迁市长，一年后升任宿迁市委书记，开始对这个江苏成立最晚、GDP和财政收入占比全省总量“可以忽略不计”的地级市的全方位改造。

　　在宿迁担任市委书记的6年时间内，仇和以大胆“改革”著称，他对宿迁官场的搅动，对宿迁经济社会发展的改革等措施，超出常规，从坊间到官场褒贬不一。

　　到仇和在2006年升任江苏副省长时，宿迁GDP和财政收入占到江苏全省的5%左右，不再“忽略不计”，宿迁“穷”的标签已被撕去。

　　除了吏治、全民招商引资等改革外，仇和在宿迁的改革举措最大的争议在于“处置国有资产”。

　　简而言之，宿迁作为江苏成立最晚的地级市，财政收入最少，而发展需要钱，但钱从何而来？变卖国有资产兑现使得政府增加可支配财力则是最快速、最现实的渠道。

　　“政府提供的同一种服务，当别的地方在讨论好和坏问题时，当时的宿迁要解决的则是有和无。”一位曾在宿迁工作过的官员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比如争议最大的医院，上级并无更多的转移支付投入到医疗体系中。”

　　2006-2007年，仇和升任江苏省副省长，分管环保等领域。2007年江苏全省两会上，仇和以副省长身份参与宿迁代表团分组讨论，会后，他曾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现在的身份是分管，角色是执行和协调。”

　　昆明的“仇和速度”

　　2007年12月，仇和从江苏省副省长调任昆明市市委书记。仇和的到来，给张知平带来的感受是，昆明发展带来了希望，“对于东部过来的官员，我们还是抱有很高的期望，渴望新的执政理念能够带给昆明新的变化”。

　　张知平是昆明市政府系统一名老资格的公职人员，参与了仇和主政昆明期间的多项改造工作。

　　张知平认为，仇和来到昆明后实施的一系列改革的初衷，是昆明需要破解城市发展的短板—当时昆明在全国省会城市中的综合竞争力出现大幅下降，且面临成都、贵阳和重庆的“夹击”。

　　他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仇和在昆明的几年时间里，他的主要工作可以被总结为“整顿吏治、滇池治污、拆改城中村、修建二环路”。

　　而直到目前仍有争议的项目，是昆明的二环路改造工程。2011年8月，昆明市宣布将耗资60亿元启动二环路改扩建工程，计划同时改造二环路上十余座立交桥，而工期从原计划的三年缩短至一年。

　　仇和对于二环路改造的推动速度让昆明市地方官员感到有些意外。

　　云南省交通运输厅一位官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早在2004年，昆明市就曾计划用高架路将整个二环连为一体，但由于当时昆明市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认为建设二环路高架桥应“充分论证、因地制宜”，且昆明市的财政实力难以负担庞大的工程费用，该计划一直被搁置。

　　仇和到来之后，昆明二环路的全面开工也带给了这个城市大面积的交通拥堵。“2011年，我们最常聊的一个话题是车速。”张知平说，“尤其是周五下午和节假日，昆明城区交通几乎在瘫痪状态，因此那段时间大家对仇和的意见很多。”

　　在经历一年的阵痛后，昆明市的二环高架亮相，“长痛如不短痛”的“仇和速度”，也成为城市改造中的一个模式被西部其他城市效仿。不过二环路的修通，最终并未如预期那样完全解决昆明的交通拥堵问题。

　　云南城市规划建筑研究设计院一位负责人表示，“昆明人均拥有道路面积只有10平方米，而汽车保有量已经突破100万辆，由于没有绕城缓冲系统，二环路自然成为昆明核心运输区域”。

　　争议螺蛳湾项目

　　“如果从效果上看，整顿吏治、滇池治污以及拆改城中村确实对昆明对外的形象起到了极大的改善作用。”张知平说，“但如果从现代政府治理的角度讲，要讲求在这些改造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就应该另当别论，尤其是昆明城中村改造项目，在当时也引起了一些民生问题。”

　　张知平所说的民生问题，在昆明旧螺蛳湾商贸城的拆迁和新螺蛳湾商贸城的修建过程中可见一斑。

　　上述工程始于2008年底，仇和计划复制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模式，建设一个新的昆明小商品交易市场。公开资料显示，始于1980年末期的昆明螺蛳湾商贸城，被关闭前是云南省最大的综合交易市场和全国十大商品批发市场之一，有6000家商户，13000人就业，每日有15万人光顾。

　　“仇和对于螺蛳湾商贸城的改造也是有理由的。”张知平说，“螺蛳湾商贸城在多年的发展中没有形成现代化规划，业态落后，且安全隐患突出，从仇和对昆明未来的发展思路—东南亚商贸中心—的规划看，螺蛳湾商贸城并不符合要求。”。

　　但问题在于，在未取得多数商家同意的情况下，政府开始强制关闭旧螺蛳湾商贸城。此外，新的螺蛳湾商贸城的业主方，正是投资兴建了宿迁·义乌国际商贸城的浙江芬莉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刘卫高。

　　据媒体报道称，刘卫高的公司以79967.536万元的价格获得昆明市宏仁片区面积为860亩的7块土地，用于新螺蛳湾商贸城项目。而当时周边的商业用途土地转让价大约在每亩150万元左右。仅此一项，刘就少支出了数亿元。

　　同时，刘卫高在昆明的业务也迅速扩张。“中豪·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板块”、“中豪新册产业城板块”、“中豪空港新城板块”三大城市新区，规划总面积约1900万平方米，用地总量超过18000亩。2010年7月，中国昆明·滇池泛亚商品博览中心在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揭牌成立时，仇和为该中心揭牌。

　　2010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城市化及城中村研究课题组曾对昆明的城中村改造进行实地调研。此后形成的报告指出：“已经开始或计划中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很多存在名不副实的问题，顶着建‘保障房’或‘公益项目’的帽子，实际是‘高端住宅区、高端写字楼、SOHO、购物中心、时尚步行街、超市、体育中心’。”

　　2013年9月6日，云南省委书记秦光荣在昆明一次公开会议上，提出昆明城市规划建设的六点反思，认为昆明大拆大建等做法是对历史文化的毁灭性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