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覃剑通讯员郭远程益阳报道
“如果真染了艾滋怎么办?在乡下找个窝,一个人过,再也不出来。”
这几天,益阳禁毒民警赵勇(化名)想了很多,想未来,想曾经……唯独一个问题没想好,怎么继续瞒着老婆孩子。
3月9日,他在搜查一名吸毒贩毒人员时,不慎被对方兜里的注射器扎伤,针管上有沾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赵勇将面对一轮轮的艾滋病检查。等待是苦涩的,与疾控中心开出的药一样。回到家时,他还要将这份苦涩咽下去,将药物藏得严严实实,怕被家人发现。
3月18日,赵勇与潇湘晨报记者交谈时,始终保持在半米以上的距离。吃午饭时,他还特意与大家避开。
事发
搜查嫌疑人裤兜,不慎被扎伤
3月9日上午9点多,益阳市赫山区金山路葡金大酒店,一群警察悄悄向8635房间靠拢,他们刚刚接到报警:房内有个吸毒贩毒人员。一个挥手,五个男人闯进房内,大喊:“警察,不许动。”
屋内的男子表情抽搐,盘坐在床上。旁边的茶几上搁着几个透明塑料袋,整个房间弥漫着烟味。跟往常一样,堵窗户、堵门、警戒、盘问、搜查……警察分工明确,男子很快被铐上。
赵勇负责搜查,他右手扶着男子的右臂,左手搜索男子的衣服口袋。“啧。”搜至左边裤兜时,赵勇急忙将左手抽出,大拇指上出血了。他托着手,快步跨进洗手间,不停地冲洗伤口,并尽力挤出损伤处的血液。
“出事了。”看到赵勇的举动,大队长张英德探手掏出男子兜里的东西—是个注射器,针头向上。针管内有白色粉末,估计是毒品,针尖上有血迹。针管已经有些泛黄,不知道使用过多少次。
针管里的粉末不可怕,怕的是针尖。张英德说,有经验的禁毒警察都知道,吸毒者常常共用注射器具,基本不作消毒处理,且很多吸毒者患有艾滋病等传染疾病。
民警当即对这个嫌疑人进行了盘问,得知其叫符某民(化名),40岁,有至少5年的吸毒史,最近1年“以贩养吸”。但始终不确定有多少人用过这只针管。
转折
医院的乌龙,让他睡了个好觉
脑子都是蒙的。赵勇已记不清是怎么跑到医院的。
在医院,他见到了一个医生朋友。医生见到他,习惯性地给他提供线索:有个病人跑了,腿被车撞伤,叫“符某伟(化名)”……
赵勇一听,巧了,刚刚抓的那个嫌疑人也姓符,也是腿受伤了。赵勇说,在盘问期间,男子还反复称“先放了我,交警还在等我处理事故”。
难道是同一个人?他随医生朋友来到服务台查看,除了名字相差一个字,电话、家庭住址都一模一样,护士看了照片,也确定是一个人。
原来,符某民在3月初因交通事故被撞受伤,入院治疗时用了弟弟的名字。3月8日,住院期间,他毒瘾犯了,进购少量毒品,在宾馆边吸边卖,直到9日被抓。
案件厘清了,赵勇的心却更沉了。在医院查看记录时,符某民有一条艾滋病的记录。“也就是说那个人有艾滋病,那我也……”赵勇反复推敲,告诉了张英德,张再将情况汇报到副局长、局长……
9日下午,赵勇来到益阳市疾控中心,他带着那根针管,希望疾控中心能给他一个确切的答案—针管上有没有艾滋病病毒。
一整个下午,他没得到答案,疾控中心为他开具了一堆药物,都是治疗艾滋病的。按照疾控中心的要求,接下来的一年时间,他要接受一轮轮的检查。
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医院当晚给赵勇打来电话,原来符某民的艾滋病病历是场乌龙,是工作人员的录入错误。赵勇说,他当晚因为这个电话,睡得很安稳,以为可以放心了。
次日,赵勇再次咨询了疾控中心,对方给出的答案还是“不排除有感染的可能”。因为谁都不敢确定:谁用过那根针管?
张英德说,目前已经对符某民进行了体检,其患有肝炎等多种疾病,目前已被暂时收押到了特殊人群收治中心,大队正在持续追查可能使用过这根针管的人,16日还锁定了一个新的目标,正在进行深挖。公安局的相关领导也探望过赵勇。
专家
建议告知家人一起来面对
2012年4月,湖南一名高速交警在制服吸毒人员时,被针管扎伤。在焦虑、恐惧、伤心轮番轰炸的50天后,薛朝辉终于确定未被感染。
薛朝辉从130斤瘦成110斤。“我慌得很,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薛朝辉曾如此说。万幸的是,他的确证结果为阴性,未感染。
在确证之前,当事人要面对的焦虑、恐惧等压力可想而知,如何有效缓解?
长沙市怡欣心理服务中心主任刘立京认为,赵勇吃饭时与他人避开,避免接触家人,是有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想法,出于保护身边人的心理。但逃避始终不是现实,他这种紧张的状态,反而对家庭、对生活不利。时间久了,身边的关系必然改变。建议他将事情告诉家人,让家人与他一起来面对。
对于家人而言,一起面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效缓解赵勇的压力。毕竟现在看来,赵勇最大的压力还是担心家人为自己担忧。家人与赵勇之间,还是一样的相处,只是相处方式变了,比如少让他到厨房切菜,少做一些有安全隐患的行为。家人也可以通过一起出去散步等方式,减轻赵勇的压力。记者覃剑
规定
警察执行公务感染艾滋属工伤
2013年底,修订后的《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将人民警察、医疗卫生人员在执行公务或职业活动中感染艾滋病将被纳入职业性传染病范围,可享受工伤保险等待遇。
有专家认为,将此列入工伤,是给予了一种法律保障。但单位的领导和同事,也要对当事人进行适度地心理干预。
吃饭时避开同事在家不想离女儿太近
3月18日,与记者聊天,赵勇谈吐间常常带着微笑,还耸肩探手,称“自己当兵,压力受得住”。但初次握手时,他就有些迟疑。而与他人聊天时,他更是注意保持距离。
“吃饭、聊天,都是没问题的。”采访期间,张英德不断叮嘱赵勇。张说,事发后,就没有和赵勇同桌吃过饭,赵勇每天避开同事,不进食堂,在外面的餐厅买外卖吃。
上午11点,赵勇从医院打完点滴,回到办公室。他说,自己是部队转业的,能吃苦,但也觉得有些难熬。疾控中心的药反应很强烈,还要在医院打护胃护肝的点滴。第一次吃时,赵勇跑到卫生间的洗手台上趴了很久,头晕、想吐。连续吃了几天,赵勇已经有些习惯了,十多粒药,闭着眼一口咽下。张英德给他递水,他一把支开,从挎包里翻出自己的杯子。
截至18日,赵勇还将事情瞒着家人。
他每天准时上下班,上午在医院打针,下午就回到办公室,晚上7点多回家,特意错开家里的饭。老婆问起,他就说:“搞百城禁毒会战,要忙一个多月”。
赵勇的女儿11岁,在上五年级。最近几天,他特意避开女儿,女儿看电视,他就进卧室,女儿贴着他的时候,他就躲进洗手间。
赵勇说,他也知道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但就是不放心。
但事情始终瞒不了太久。15日晚上,妻子已经问了他:“为什么一直不在家吃饭”。
他说,不想让妻子跟着着急。记者采访时,他还反复叮嘱“用化名”,怕家人看到了。
赵勇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只有慢慢等,“如果万一得了,就一个人一边去(生活)”。张英德插话:“那不敢想,你现在这是工伤。”他说,目前单位给赵勇垫付了治疗费用。
聊完已经是中午,一行人邀请赵勇同桌吃饭,他委婉拒绝。饭后,赵勇又给记者打电话,问“吃过没,我刚在外面吃了”。
他说:“一个月后再陪你吃。”那时,将是他面对的第一个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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