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相关数据统计,截至2013年底,全国流动人口达2.45亿人,超过总人口的1/6。你属于这六分之一的流动人口吗?如果是,你为什么愿意离开自己的家乡呢?如果不是,假若有相关的机遇与条件,你愿意流动吗?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拨弄经济的脉搏—流动人口。在中国,大量人口的自由流动,扭转并主导了中国各地区之间人口变动的方向,进而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
人口流动改变区域经济
通过数据梳理发现,总体上看,来自中部地区的年轻人不仅没有“逃离北上广”,而且继续向珠三角、长三角和北京聚集。
根据今年春节期间的“百度迁徙”数据显示,以25日(正月初七)17时为例,迁入最热城市前十为北京(11.04%)、上海(7.91%)、深圳、东莞、天津、广州、重庆、杭州、南京、佛山。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发达区域仍然是春节迁出与迁入的热点地区。
2015年第一季度,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对100个城市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分析显示,东、中、西部市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分别为1.09、1.14、1.16,市场用人需求均略大于供给,大约112个岗位对应着100个求职者。
对东部人口流入省份而言,“人口顺差”也是其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北京、上海等地每年由于人口净流入导致的GDP增长可能达2个百分点,使得其GDP增速仍能达到7%左右。
“我们的测算显示,改革开放以来到2012年左右,由于人口流动与生产要素等结合,流动人口因素对全国GDP的贡献率在23%左右。”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段成荣表示,人口流动对GDP贡献显著。
据国家卫生计生委有关统计,流动人口平均年龄约28岁,超过一半的劳动年龄流动人口是80后。越来越多的新生代流动人口来到城市,不仅为了打工挣钱,超七成人还希望落户城市,在城市谋求发展,并融入这个城市。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数据显示,流动人口流向集中的趋势不变,特大城市人口聚集态势加强。东部地区跨省流入人口所占比例为90.5%,与2010年基本持平;西部地区为7.1%,比2010年下降0.6个百分点;中部地区为2.4%,比2010年上升0.5个百分点。同时,不同省份的跨省流入人口数量发生较大变化,上海、北京吸纳跨省流入人口的趋势进一步增强,两市的全国流入人口数量上升,广东、江苏跨省流入人口减少幅度较大。
有关专家表示,这种人口的自由流动,一方面使东部地区的人口增长率得以补充,进而降低其社会抚养比,拉动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缓解因老龄化等因素带来的经济下滑的风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人口净流出的地区,则使其陷入“人口逆差”的困境,其影响甚至波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整个过程。
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的趋势未变
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各异,但比例均处于60%—80%区间,而在北京、上海、天津等直辖市,这一比例甚至达到70%—80%。
而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测算,目前跨省流动人口已占全部流动人口的38.9%。其中,人口主要从中部和西南地区流出,安徽、四川、湖南、河南、贵州和江西六省占全国跨省流出人口的71.07%。
“人口流出主要是从农业大省流出,流向经济发达地区,”段成荣教授指出,“农业大省的就业机会少,青壮年劳动力只能出去就业。”
综合各省统计部门不完全统计,前六个人口流出大省中,安徽省2014年净流向省外半年以上人口852.9万人,比上年减少45.8万人,但仍占当年全省常住人口的14.02%。河南省外出人口数量也持续增加,2013年河南省外出人口占本省户籍人口已超过20%,其中流向省外占55.7%。贵州省2013年全省新增净外出省外人口2.5万人,比上年减少4.5万人,外出总规模达760万人。
国家卫生计生委的数据显示,2013年前六个人口流出大省的流出同比下降约5.6%。段成荣指出,近年来,国内人口流动的增速有所放缓,但并不是很明显,因为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转移的趋势未变。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刘生龙表示,跨省人口迁移的因素依次是迁出省人均GDP、总人口、迁入省的人均GDP、迁移存量。虽然最近十多年来国家已出台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新农村建设战略等政策,但目前区域和城乡差距仍十分明显,这为人口迁移提供了根本动力。刘生龙认为,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之内,人口迁移的规模将会呈不断扩张之势。
201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国务院先后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对推进流动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了新要求,要力争实现“到2020年基本建立起‘政策统筹、保障有力、信息共享、科学评估’的流动人口基本公共卫生计生服务均等化运行机制;完善覆盖流动人口、方便可及的卫生计生服务网络体系,基层服务能力和水平明显提升”的总体目标。
刘生龙表示,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多,2010占52%多一些,目前估计已经到56%甚至接近60%。“新生代农民工与其父辈不同,新生代更追求从农民到市民更彻底的转变,长远立足城市,脱离农村。城市只有提供更好、更公平的发展机会,才能接纳新生代农民工”。
人口迁移模式折射产业发展趋势
过去30年,中西部地区人口的发展趋势呈“孔雀东南飞”的状态,很多人离开故乡,来到东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正日益倾向于在离家乡更近的地方工作。
四川省金堂县的福兴镇上,一条横幅挂在了主要街道旁,上面写着“返乡工作,照顾家人”。在此之前,村子周围的农民曾纷纷到沿海工厂里找工作,而如今政府拼命想让他们留在家乡就业。
人口迁移模式上的转变,反映了产业经济由东部向中西部的发展趋势。2011年,在重庆市域内流动的本地工人第一次超过了流向其他省份的人数。而就在更早的几年前,70%的人口还在涌向其他省份。2008年以来,河南省的4/5外出务工人员首次在省内流动。当产业向中西部迁移时,安徽、四川回流明显,而黑龙江则几无回流,也导致区域表现各异。
人口流动模式的转变或许也反映了中国经济的一次再平衡。据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显示,2004年,沿海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比内地的高15%。而现在,内陆地区很多打工者认为,考虑到交通费和沿海更高的生活开销,那些离家较近的为数不多的高薪工作,看起来变得更有竞争力了。
“农民工是东部劳动力的重要补充,甚至是沿海地区的劳动力主体。”段成荣说,“不过,目前青年人绝对数量下降,而中西部工资上涨很快,年轻人回内地工作动力增大。”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这与城市的产业布局相关。随着国家产业布局的调整,劳动密集型产业正在逐步由经济发达城市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城镇化建设速度在加快,二三线城市的就业发展机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向二三线城市甚至农村转移,区域经济与周边城市的互动会越来越频繁,人口的迁徙也就随之发生了变化。
从产业结构看,2013年西部地区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为12.4∶49.5∶38.1,与上年相比,第一、二产业比重进一步下降,第三产业比重继续上升;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明显。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指出,这些变化说明区域就业格局更加均衡,就业结构逐步完善。结合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推动建立经济发展与扩大就业的联动机制,落实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深化就业领域改革,将是下一步工作安排的重点之一。
段成荣表示,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2014年底的第二次东北振兴规划、刚刚通过的长江经济带等如果规划能够落地,当地经济能够快速发展,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极,比如成渝经济区等也会有人口向其流入。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教授认为,解决春运难题,需要依靠正在进行中的城镇化,尤其是就地推进城镇化。如果能推进产业转移、加大公共投资、创造就业机会,更多人就可以在本地就业,平时就和父母妻儿在一起,也就不存在春节回家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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