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政协常委：取消出租份子钱 给约租车发牌照

　　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将提交提案,建议改革出租车管理制度--

　　新快报记者 董芳

　　近段时间,关于出租车和约租车等软件的讨论火爆,两者之间孰优孰劣,利弊何在,新快报进行了多次报道。昨日,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告诉新快报记者,他一直在关注市民打车问题,并进行了调研,近日将向市政协提交一份关于“改革现有出租车管理制度,实现大众创业的建议”的提案,他建议将“互联网+”概念引入出租车行业进行改革创新。

　　垄断经营“穷了司机,亏了乘客”

　　日前,Uber被查,司机和乘客却不降反增。对此,曹志伟认为,“互联网+专车软件”的诞生,是由于经济发展、乘客需求更趋多样化所产生的,是市场需求,是民之所向。“所以管理部门就不能单纯地打击,而是要反思,改革不合时宜的旧管理制度!”

　　曾推动全国行政审批制度优化的曹志伟特别强调“改革”两个字,“交管部门对出租车实行数量审批管控,经营牌照成了稀缺资源,形成垄断经营,才导致‘穷了司机,亏了乘客,富了公司和发牌审批人’的局面”。

　　曹志伟说,广州出租车经营权的许可方式主要经过三次变迁,由最开始的行政审批,到后来的有偿拍卖,再到现在以服务质量招投标。但由于招投标有一定的资质要求,经营权通常被有实力的大型出租车公司取得,出租车个体户鲜少出现,这就形成了垄断。由此,个人只能通过承包出租车公司带牌车辆开展运营,相应地,司机必须向出租车公司上交承包费,即所谓“份子钱”。

　　曹志伟算了一笔账,若出租车公司的一台出租车以购入价12万元,取得5年经营权计算,司机每月缴纳8000元的份子钱,则出租车公司15个月后即可开始盈利,则每台车在经营期内的收益至少34万元[8000元/月×(60个月-15个月)-损耗维修费用约2万元];若该公司拥有100个牌照,则5年的收益为34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出租车经营权是限量而且定向发放,所以在此环节存在利益寻租的空间,这也是交通管理部门腐败高发的原因之一。”曹志伟说。

　　的士少服务单一成第二“硬伤”

　　此外,数量限制,车型单一,导致运力和服务种类都难以满足乘客出行需求,这在曹志伟看来,是出租车的第二个“硬伤”。

　　根据《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规定,“城市出租汽车规划拥有量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大城市每千人不宜少于2辆。”但是交通管理部门往往因照顾出租车公司利益,减少出租车空载率,对出租车进行数量管控,没有充分考虑各城市人口结构、经济与消费水平、流动人口组成等因素不同的影响,单纯地以城市静态的人口规模为基准配置出租车数量。“这就是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完全忽略了市场的优胜劣汰、自我调节功能,所以‘打的难’问题日益严重”。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乘客的需求更趋多样化,商务、旅游等活动频繁,计划管理体制下的出租车服务显得力不从心。“如一家五口需要外出,本来一辆七座商务车可以搞掂,但现在不得不打两台出租车,增加了乘客的用车成本和不便利。”曹志伟举例说。

　　建议

　　鼓励个人领出租车牌照

　　针对目前出租车行业的诸多问题,曹志伟建议,管理部门要降低领取经营牌照的门槛,鼓励出租车、约租车个体户出现。即降低牌照申请者的资质要求,对小本经营的个体户放开,打破牌照垄断。

　　“需要说明的是,管理部门发放的牌照分为两类,即出租车运营牌照和约租车经营牌照,司机按需申请。”

　　两者有何区别?曹志伟认为,约租车不得巡游揽客,如想获得足够订单,就需充分提供个性化服务,乘客“择优录取”,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政府收编统一管理

　　曹志伟建议,由政府部门建立统一的监管、服务平台,收编现有的出租车和约租车。对约租车进行规范管理,保障乘客利益。“所有约租车都必须通过官方平台接受预约,这也是今后路政查车判断是否非法营运的标准”。

　　“如此一来,一部私家车、一个手机APP就能实现创业,真正地降低创业门槛,同时也释放了目前被束缚生产力的出租车司机的创业激情。互联网打车平台+个体约(出)租车经营者,就同时实现了李克强总理所提倡的‘互联网+’和大众创业,一箭双雕。”曹志伟说。

　　曹志伟还建议,结合正在进行的公车改革,将大量封存停驶的公务用车发展为约租车,也可以帮助下岗公车司机再就业和创业。

　　取消“份子钱”改为扣税

　　高额“份子钱”是出租车司机们诟病已久的问题。按照曹志伟的“改革”设想,“份子钱”应该取消。“因为所有牌照均是无偿使用,所以政府平台要按照规定代扣代缴司机个人应缴的税费(按营运收入×税率),取代传统的‘份子钱’,改变原来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方式,鼓励司机多劳多得,这也是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