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史上最严控烟令”将施行 违者最高罚200元

　　6月1日起，被誉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将正式实施。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环境、室外排队等场合禁止吸烟，违者将被罚最高200元。

　　为了配合“控烟令”，北京已全面叫停烟草促销活动；首都机场将辟出室外吸烟区，3座航站楼内吸烟室全关闭；600多座公交场站将划定露天吸烟指定区域；饭店、景区也将设置控烟巡查员，对发现的随处吸烟游客进行劝阻和监督。

　　据北京市爱卫会统计，目前全市有419万吸烟者，平均每天吸烟14.6支。新政的实施，必将改变普通烟民的生活。有烟民称将借机戒烟，也有烟民为“罚钱丢面子”忧心。但对于全市超1000万的被动吸烟人群来说，能在公共场所远离烟味倒是件期待已久的好事儿。

　　刚性规则已经出台，期待落地执行并获得良好的效果，还需更多柔性的实施细则。如何能让烟民和非烟民相互体谅？如何能让制度引导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法制晚报》邀请专家学者为您洞见最强硬控烟令的社会“软着陆”。

　　严法出台引领社会价值观让法律更具人性化

　　目前全世界公认的最好的控烟措施有4条，分别是加税（逼迫烟草公司提价）、室内公共场所和工作场所全面禁烟（包括餐馆和酒吧）、法律强制烟草公司在烟盒上加印健康警告（最好是大幅警示图片）、禁止烟草公司做广告（促销和赞助也不行）。这4条措施的实现显然都需要政府和法律双管齐下才能实现，它们也成为WHO（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评判一个国家控烟效果的标准，但目前中国的实际履约总评分只有37.3分（满分100）。

　　此次北京推出“史上最严控烟令”，算是为在区域内实现由政府主导的控烟行为做出了表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旭在接受法晚记者采访时表示，控烟令以地方法规的高规格形式出台，对北京地区的影响不容小觑。此外，这是对烟民与非烟民的利益重新分配。控烟令实施后，烟民的权利范围被适度缩小，非烟民的权利得到注重。

　　针对此项规定，公众们最关切的莫过于执行力度与处罚难度。人们担心，一旦惩处行为虚化，将伤害到法律的威严。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党委书记、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文军向本报记者表达了不同的意见：控烟令的实施，其核心价值并不在于处罚，而是向公众宣扬一种社会价值，对于社会的行为规范和文明观念有着绝对权威的引领作用。

　　王旭补充道，与控烟令相似的法规其实不在少数，近年来陆续出台的“禁闯黄灯”、“常回家看看”等法律规定都与此类似。它们对于社会最大的作用都不是惩罚，而是通过一项制度的出台，以高制度的文明引发社会反思，调动社会舆论产生社会压力，最终产生“易俗”的结果。

　　文军说，传统意义的法律法规，仅列举了公民的“不可为”行为。涉及公民日常规范的倡导性行为规范的加入，是法律建设日益人性化的体现，也符合法制化社会建设以人为本的理念。

　　政策落地控烟并非禁烟应对异己者怀有包容心

　　美国“无烟草青少年运动”中国项目法律顾问于秀艳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禁烟、戒烟和控烟这三个词有着完全不同的定义和内涵。戒烟是个人行为，烟草是合法制品，政府不能禁止个人使用。禁烟指的是公共场所禁烟，为的是不伤害其他人。政府应采用各种经济和行政手段，控制烟草的流行，尽可能降低危害。

　　王旭对记者说，“法无禁止即自由”，控烟体现的是对烟民行为的约束，也是对他们权利的尊重。切莫拿控烟当禁烟，形成多数人的暴政。对异己者的包容，同样体现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

　　北京“控烟令”自宣传开始，就注重“柔软”的落地方式。5月11日，全市9000名公共文明引导员在2300个公交地铁站台，带领“好乘客”和社会志愿者宣传控烟；12日，“无烟北京”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公布了北京市通用“控烟手势”。意图通过多样的公众参与形式，让烟民和非烟民共同参与到这一制度变革的进程中。

　　培育认可情绪强化社会柔性力量监管

　　谈到“刚性制度柔软落地”的问题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南国商学院心理学讲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温岚对记者说，任何一部法规的推行，势必会影响到与之权益对立的人群。他们将先入为主的考虑自身即刻利益，忽略了社会整体的长期利益，并产生抵触情绪。所以，法规应站在利益双方的中间，扮演中立角色。

　　她补充道，只有法规的中立能唤起利益双方的不排斥心理，并逐渐演变成愿意面对、允许存在、主动或被动接受。

　　专家们对法规落地实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除了传统意义的法规和执法者的惩戒措施，还应尽可能的纳入社会力量的监督与约束，将执法权社会化，融入柔性规则中。

　　文军说，控烟令的实施，一方面对于烟民的自身行为是一种警醒，从法规的高度界定社会行为，将潜移默化地提高公民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需要挖掘社会协同力量，比如实现公民举报机制、公共场所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柔性管理。王旭对

　　此进行了补充，社会力量应当借助“柔性法规”，类似经营合同、场所告示、契约条款等形式，将控烟变成一种更接地气、易受监控的行为规范。

　　与此同时，法律宣传与社会教化也应通过舆论形成一种社会共识。专家们认为，社会教育机构或者公益组织对于全社会控烟、烟草危害健康的宣传，也是使制度能柔软落地的重要一环。

　　社会倡导改变个体行为方式变革社会交往模式

　　王旭说，法规正通过两方面改变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强制性改变与诱导性改变。强制性改变以刚性的制裁处罚方式，为个人行为划定禁区，让人们因为对法律的敬畏，产生改变行为的欲望；诱导性改变通过法律推崇的行为，营造社会氛围，诱使人们做出改变。

　　温岚表示，法规的一项功能就是引导公众需求，形成意识形态。当其倡导的行为准则获得普遍接受和传承，将成为一种大众习惯。人们由于从众心理，将主动或被动地调整自身行为，实现对旧有行为观念的抛弃。

　　文军还提到，过去公众场合吸烟行为的产生，不排除社会交往行为的可能。吸烟、喝酒、吃饭，已成为当今一种特定的人际交往模式。因此，避免公众场合吸烟行为，还需要改变人们的社会交往模式。当一瓶酒变成了一壶茶，一根烟变成了一块口香糖，大众都寻找到了替代品，交际方式就会发生变化。拉近情感的方式有很多种，当公共场合吸烟这种行为被法规所摒弃，于公众所不容，就意味着，它真的到了被取代的时候了。

　　英国《烟草控制》杂志曾刊登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公共场所禁烟，也会带动在家庭中的主动禁烟。研究报告说，欧洲多国研究人员在2003—2004年、2008—2009年对数千名吸烟者进行两次调查时，多个欧洲国家颁布了公共场所禁烟令，结果显示，吸烟者在家中也主动禁烟的比例明显上升。其中，爱尔兰

　　上升了25％，法国上升了17％，德国上升了38％，荷兰上升了28％。

    专家们相信，当有一天，控烟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离社会个体的自愿戒烟行为将又近了一步。

　　文/记者熊颖琪制图/廖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