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庆炳：以后会是学者型作家的天下

　　新京报快讯（记者 侯润芳） 6月14日晚十点半左右，于丹发布微博称北师大文艺理论领军人物童庆炳先生辞世，享年79岁。新京报记者获悉，童庆炳先生14日下午六点左右因突发心脏病去世，其追悼会将于18日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据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主任李春青教授介绍，童庆炳两年前突发过一次心脏病，并做过几个心脏支架，后来一直恢复很好。

　　李春青说，童庆炳喜欢锻炼，过去身体好时，每周都会去爬香山。近期童庆炳先生身体不错，加上北京天气晴好，童庆炳还曾于13日前往雁栖湖游览，14日从金山岭长城下山时突发心脏病。“那边医疗条件不太好，童老师在下午六点左右抢救无效去世。”

　　据悉，童庆炳系文艺学领域泰斗级人物。其在文学基本理论、文艺心理学研究、中国古代文论等领域均具有开创性研究。“现在大概有500多所高校在使用童庆炳理论先生主编的《文学理论教材》，这本书是最好的文艺理论教材。”李春青教授介绍。

　　除了在文艺学研究方面的成就，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当代知名作家余华、严歌苓、迟子建等均为童庆炳学生。据了解，1987年北师大于鲁迅文学院联合开办创作研究生班，童庆炳担任该班级辅导员，并有授课。“莫言的硕士毕业论文是由童老师指导的，”李春青介绍。

　　【延伸阅读】

　　余华：小记童庆炳老师

　　记得毕业后有一次去看望童庆炳老师，坐在北师大他的家里，当时师母健在，高高兴兴地沏茶端水果，师母总是高高兴兴的样子，童老师总是微笑的样子，师母说话声音高低起伏，童老师说话声音从来是平静的。那一次童老师讲起环境对人的影响。童老师说他上大学时是一个严谨的学生，他的一个关系很好的同学有些自由散漫，童老师看不惯，经常批评这个同学。大学毕业后，童老师留校任教，这个同学参军。很多年以后，童老师成为名教授，这个同学当上了军长，两人再聚时，这个同学变得很严谨，他看不惯童老师了，批评童老师自由散漫。童老师微笑着说了这个故事，不加任何评语。这就是童老师的风格，教书做学问时童老师字斟句酌，逻辑严密，观点清晰；生活中的童老师从不指指点点，只是平静地说出一件一件事情。

　　童老师治学五十五年，他的想法和观点是在不断变化之中，但是有一点是不会变的，就是宽容和尊重不同的意见。1990年的时候，童老师读到我的第一篇论文学的文章《虚伪的作品》，他在课堂上毫不吝啬地赞扬了这篇文章，虽然他并不同意其中的一些话，但是不妨碍他对这篇文章的喜爱。童老师对待学生像父亲一样，前年我去看望他时，他提到一个还在监狱里的学生，他说起曾经对这个学生说，你没有工作，我的收入虽然不多，但是养活你没有问题。结果这个学生非常生气地说，童老师你是在侮辱我，我写文章在香港、台湾发表挣来的钱比你多。我在1993年辞去浙江的工作定居北京以后，童老师为我操心，当时程正民老师是北师大中文系主任，童老师和程老师做了学校方面的工作，想把我调入北师大中文系教书，后来是我自知教书不行，主动知难而退，辜负了童老师和程老师的美意。

　　作为童老师的学生，我深受其益，要说的话太多，两段小记在此表达我对童老师的感激之情。

　　2013年9月25日（原载《南方文坛》）

　　童庆炳：以后会是学者型作家的天下

　　2014年11月底，继“师兄”余华、莫言之后，严歌苓也从导师童庆炳手上接过聘书，正式受聘北师大。为此，去年年底，《齐鲁晚报》记者张榕博采访了这位被称为中国文坛“教父”的童庆炳教授。

　　1988年，北京师范大学试办在职人员“文艺学·文学创作”委托研究生班，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严歌苓、毕淑敏等近40名青年作家被录取。童庆炳教授正是这个班的导师。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文坛“教父”。

　　如今，创意写作专业在国内高校遍地开花，作家是通过培养还是出自天才再次引发热议。曾手把手教过当代众多作家的童庆炳究竟如何看待这个古老的命题呢？

　　严歌苓那时经常逃课

　　齐鲁晚报：您当年的弟子如今回校任教，由名作家继续培养作家。这让人不由想起1988年时，他们共同报名参加的那个文学研究生班。您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吗?

　　童庆炳：这个班级是鲁迅文学院与北师大研究生院联合创办的。我当时是北师大研究生院的副院长。那时我们跟教育部说得很清楚：这些作家虽然有才华，但是文化程度限定了他们的文化视野，所以需要系统的课程教育，看看人家外国人是怎么写作的，我们的前辈是怎么写作的。

　　齐鲁晚报：当初是否设置了很严格的招生门槛？

　　童庆炳：只要是小学毕业，发表过一篇作品的，我们都要。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入学门槛很低，但是出去的门槛很高。

　　在当时报名的人中，有一些是很有才华的。其中两个是已经很出名的作家，刘震云和莫言。后来陆续出名的还有余华、毕淑敏、迟子建。严歌苓那时年龄比较小，没有多少印象，她还经常逃课呢，在北京利用学生的身份，忙自己的事情。还有一位辽宁的作家，没有读完就走了。

　　齐鲁晚报：在这些学员中,您对谁印象最深?

　　童庆炳：我当时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刘震云和莫言，而是毕淑敏。她当时只有一部作品，《昆仑殇》，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我们觉得蛮不错的。余华也是高中毕业，发表过一部作品，当时并不出名。迟子建的文化程度算是比较高了，是一个中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小学教师。

　　齐鲁晚报：当时您觉得他们将来能出名吗?

　　童庆炳：我觉得这还是一届幼芽，我希望将来有那么十个八个人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中国文坛的顶梁柱。现在来看,这个作家班没有白办。

　　他们知道作品好却不知道哪里好

　　齐鲁晚报：在这个研究生班中，您亲自教授了一门从来没有教过的课程，叫《创作美学》。这给您的弟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尤其是毕淑敏。

　　童庆炳：毕淑敏是一个好学生，一堂课也不落。她是从部队转业的，基本不了解文学是什么，急于想知道。当时她住在军事博物馆那边，每天早晨六点钟起床，穿过整个西城、东城，来到朝阳区、接近通县的地方来听我的课。莫言对这门课的印象也很深。《创作美学》出版时，他作的序名字叫《轻轻地说》，就是引用那门课里我讲述的俄国作家普宁写的一个故事的名字。

　　齐鲁晚报：如今他们回忆起来，说当时简直是处于知识“贫血”的状态。您有这种感受吗?

　　童庆炳：有啊。我会给他们每人的作品进行点评。当时,他们往往知道作品好还是不好，却不知道哪里好。我就给他们讲哪里好，哪里可以更好。比如，莫言的《红高粱》里写道，一泡尿撒到红高粱上面去，酒就酿出来了，变成二十八里香了。我就问他，你怎么解释这样的描写细节？莫言说，童老师，这是真的，尿撒在高粱上是会发酵的。

　　齐鲁晚报：今天再读这些语句，仍然觉得很有乡土气息，非常有意思。

　　童庆炳：当时我说不完全是这样。这样传达细节，是中国人文化中的一种习性。就像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华老栓那样，他认为人血馒头可以治病。这写的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文化习俗。作家需要对一种消极的文化习俗进行艺术的描写。相反，你说这是写实的，人家拿去试验一下，没成功，就会说，你这个作家是一个骗子。因此不应该那样解释。

　　齐鲁晚报：那他们听《创作美学》，能听下去吗?

　　童庆炳：《创作美学》一共十六讲，一个学期上完。在上这门课之前，我准备得很充足，因为我与他们一样，会用我的创作体会来给他们讲解理论。

　　搞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要有生活

　　齐鲁晚报：现在北师大也在开设作家班，请莫言、严歌苓来带学生。有人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作家能通过上课的方式培养出来吗？

　　童庆炳：这是不行的。搞文学创作，最重要的是作家要有自己的生活，而且要非常熟悉、了解自己的生活。以至于一个故事要在他的心里生长几年、十几年，最终才能写出来。比如莫言，故乡给他留下非常难忘的印象，因为他的童年经验是难忘的，也是他文学创作不竭的源泉。甚至，在报纸上刊登一个外地的事情，他也可以用来写小说，但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跟高密联系起来。

　　齐鲁晚报：严歌苓女士没有亲历过南京大屠杀，如何写出《金陵十三钗》这样的作品?

　　童庆炳：她本来在四川当了八年的兵，全部的青春都在那里度过。她后来怎么什么都能写了呢？这是因为美国衣阿华大学创作班给予她训练。写《金陵十三钗》这个故事，严歌苓要做两样工作，第一个是案头工作，搜集和研读所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第二项工作是采访，用三个月甚至半年时间，在南京寻找当地的老人或者见证人。采访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最后再加上想象力，作家获得了她缺少的生活。

　　齐鲁晚报：这就是学习对一名作家的作用？

　　童庆炳：是啊，一个人的生活毕竟有限，很多事情他看不清楚，也看不明白。采访可以获得更多人的生活，而学习可以赋予他们学者的眼光，读到的东西会更富有深意。

　　以后会是学者型作家的天下

　　齐鲁晚报：王蒙有一个观点，他说中国作家需要学者化。

　　童庆炳：我非常同意王蒙的说法，作家要有知识，有文化，甚至还要懂外语。这一点，王蒙做到了。他不但是作家，还对《红楼梦》、李商隐、老庄有研究，也有成果。

　　莫言呢，他在获奖之后有一次和我聊天，他说：“我真后悔，可以说是后悔极了。我那时很年轻，还不能理解老师们的话，没听从老师们的劝告，应该好好地学理论，好好地学外语。”

　　齐鲁晚报：他为什么会有这种体会?

　　童庆炳：现在，他不断与各国文学家交流。有一次，我们请一位叙利亚裔的法国诗人讲课，讨论文学和人性的问题、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这个问题对于专业教师不算难，但是莫言却没法与那位文学家比肩。对方是法国某大学的教授，多年前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今年又获得了提名。莫言与他对话，不占上风，有些文艺复兴的理论，他都忘了。

　　齐鲁晚报：我听说，那个会上，您一直在帮莫言解说?

　　童庆炳：那个会议上，我一直在帮莫言插话，我说莫言的意思是这样的，尽量形成理论的观点，至少是一种说法。因为莫言现在是一个国际级作家了，如果说不出所以然，只能说对对对，也是不行的。

　　齐鲁晚报：有人评价说，中国的一些作家能够跻身世界文坛是偶然的，是单兵作战。

　　童庆炳：对，是这么回事。

　　齐鲁晚报：说回那个80年代的创作班，如今还会给您什么启发吗?

　　童庆炳：我们的作家应该向着王蒙当初提出的作家学者化方向前进。作家当中，大学毕业的人会越来越多。他们有理论基础、文化和知识的基础，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会更加透彻。以后是这一拨人的天下，不再是初中生、农民作家的天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