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罗斯：与中国构建伙伴关系以规避世界大战

　　【在香格里拉激辩、范长龙访美后，南海争议稍稍降温，但中美关系仍是国际政治中的核心话题。曾在香港碰壁的“金融大鳄”索罗斯，也关注着中美这两大经济体的互动。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A Partnership with China to Avoid World War”（《与中国构建伙伴关系以规避世界大战》），指出“美国政府应该真诚地尝试与中国构筑战略伙伴关系”，避免“把我们带回冷战时代”，甚至“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篇原定于7月9日刊于《纽约书评》纸质版的政论，提前20多天发表在网络上，引发广泛关注，被美国《商业内幕》等媒体竞相转载。

　　即将迎来85岁生日的索罗斯见证过几十年的风云变幻，作为知名投资人和自由主义政治运动支持者，他在过去三十余年里向人权、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捐赠超过80亿美元，并创建开放社会基金会为全球大量民间社团提供资金支持。虽有格林·贝克等媒体人批评他试图创建全球影子政府，但无可否认，哲学博士索罗斯确实对国际事务有独到见解。这位中国人民的老(he)朋(he)友(he)，既批评美国众议院批准TPP快速通道授权，认为将影响9月习主席访美的成效；又对中国国内改革尤其是资本账户管制颇有微词；还虚构了中俄军事结盟对抗美国的场景。或早已看穿一切的金融大鳄是否真的希望拯救全球金融与政治秩序，值得我们思考。观察者网独家全文翻译，部分内容有删节】

　　无论政治领域还是金融领域，国际合作都在下降。自从冷战结束后，联合国从未解决过任何重大冲突；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只留下酸涩的争议；世界贸易组织自1994年以来从没在重大贸易谈判中达成一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治理方式严重过时，因而其合法性越来越多地受到质疑；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脱颖而出的20国集团，本有潜力成为国际合作的强大机制，如今似乎已迷失了方向。在各个方面，国家、宗派、商业和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驾于共同利益之上。这种趋势现已发展到这种地步：我们根本谈不上什么全球秩序，只能叫全球失序。

　　在政治领域，区域性冲突蔓延扩散。单独来看，这些冲突或许能够得到解决，但它们往往互相关联，在某个冲突中失利的一方往往是另一个冲突中得利的一方。例如，叙利亚危机恶化时，俄罗斯和伊朗出于各自的目的，为阿萨德提供支援。沙特阿拉伯为伊斯兰国提供了种子资金，伊朗为报复沙特，在也门煽动了胡塞武装叛乱。内塔尼亚胡试图说服美国国会放弃与伊朗的核谈判。世界上有太多冲突，国际舆论很难施加积极的影响。

　　在金融领域，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两大机构，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已失去了垄断地位。在中国的领导下，另一套平行机构正在成型。这两套体系之间会爆发冲突，还是会找到合作的方法？由于金融和政治领域之间也存在关联，未来的历史进程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经济的转型，即从投资和出口导向转向更多靠内需拉动；以及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的转型。中美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防止两个大国被卷入军事冲突。

　　我们是如何走到全球失序这一步的？在冷战期间，世界由两个超级大国主导。美国和苏联分别控制着各自的盟友和卫星国，并避免与对方进行直接军事对抗，因为冲突一旦升级双方确保可共同毁灭（观察者网注：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简称MAD）。这是个疯狂却有用的系统：它引发了一些地区性军事冲突，却避免了一场世界大战。

　　苏联帝国土崩瓦解后，美国有机会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和世界和平的保障者，但它并没有很好地扮演这个角色。建立在个人自由原则之上的美国并不是天生的世界警察。事实上，美国上下对国际事务中的领导角色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冷战期间，美国有一套民主党与共和党都能接受的外交政策，但随着冷战的结束，两党间的合作宣告终结。虽然两党都继续强调美国的主权，但主权是否应服从于国际义务，双方几乎从未达成一致。

　　1997年，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认为，美国应该利用其军事优势为国家利益开路，他们建立了一个名为“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智库，以“增进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但这条路显然行不通，统治世界不能靠军事力量。911恐怖袭击之后，新保守主义者说服小布什总统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后来被证实子虚乌有）为由，对其发动战争。正是这场战争让美国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希特勒的千年帝国梦差不多，新美国世纪计划只撑了十年左右便宣告寿终正寝。

　　相比之下，金融世界对美国的全球角色曾有清晰的共识，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上世纪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主政时期，这种共识逐渐走向主流。它在意识形态上得到了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强烈支持；它是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和理性选择理论所谓的科学基础之上的；并且还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效的管理。这种共识实际上是国际治理和国家自身利益间的妥协，比新保守主义者推崇的“军事力量至高无上”要微妙得多。

　　事实上，华盛顿共识源自妥协，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凯恩斯曾提出设置国际货币“班科”（观察者网注：凯恩斯1944年提出国际清算同盟计划，由同盟发行统一的世界货币班科，以黄金计值，会员国可用黄金换取班科，但不可以班科换取黄金），但美国坚持将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最终导致凯恩斯计划流产。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有段令人难忘的话，用在这里很恰当：“所有动物一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华盛顿共识推动自由贸易和金融市场的全球化。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甚至试图修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条款，以在资本项目上实现自由兑换。这一尝试虽然失败了，但华盛顿共识通过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也让资本得以逃避税收和监管。这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胜利。

　　不幸的是，后来证明支撑这套做法并没有完善的科学基础。不受监管的金融市场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它产生的不是保证资源最优配置的一般均衡状态，而是金融危机。2008年的金融市场崩溃已经以戏剧性的方式展示了这一点。巧合的是，2008年既标志着美国政治霸权的终结，又象征着华盛顿共识的衰亡。全球金融和政治由此走向瓦解，首先表现在欧盟，随后蔓延到整个世界。

　　2008年的崩溃对世界所有经济体都带来了长期性负面影响，唯独中国例外。中国的银行体系相对独立于世界其他地区，且主要为国家所有。因此，中国的银行可以在政府的授意下，通过在经济体内部增加信贷，来填补外需不足造成的缺口。在相当程度上，中国通过将产品卖给信用消费的美国人，使中国经济取代美国，成为了全球经济的动力来源。然而中国经济的规模相对美国仍然较小，所以全球经济增长在中国引擎的带动下增长相当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