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证明”再添新案：村民寻自家牛犊需验DNA

　　过度依赖技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显然不可取。之所以“奇葩证明”层出不穷，主要也是因为缺乏以人为本、便民利民的理念，缺乏换位思考的善意。

　　“奇葩证明”再添新案例：江西新建县某农民的牛犊不见了，全家人苦寻20多天后，终于在隔壁镇找到了疑似自家的牛犊。随后，该农民到派出所报案要求讨回小牛，但民警称必须先做DNA鉴定证明“牛是你家的”。最终，这位农民借款6500元做了司法鉴定，证明了自己是那头市价四五千元的牛犊的拥有者。

　　“寻牛验DNA”的荒唐故事，与此前饱受诟病的“证明你妈是你妈”一样，都属于“事难办”和“瞎折腾”的典型案例。不同之处在于，后者的最大问题是对僵化制度的教条式遵循，前者则暴露了一些基层工作者的“技术依赖症”—有些问题本来不复杂，本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解决，却非要依赖“高科技”手段。

　　农村属于典型的熟人社会，要证明一头牛犊的归属问题并不算难。除了让失主说出牛犊的特征并加以检验，还可以让同村农民帮忙指认和作证，警方对拾得牛犊者的调查也能发现诸多疑点。这些鉴定手段或许不如DNA鉴定科学、准确，却能让失主尽快找回自己的财产，也能节省跑腿、验DNA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那么，为何非要让那位农民做得不偿失之事呢？可能是想通过验DNA规避不必要的麻烦—以后双方有什么矛盾，DNA鉴定报告是证据。但如果我们将视线从这起个案抽离，不难发现，“技术依赖症”已成基层公共治理中的常见病症。比如，不少基层民警在处理民事纠纷时，如果没有监控视频就一筹莫展，如果要证明近亲关系就条件反射地想到DNA鉴定。善用科技手段解决问题当然是值得鼓励的，也是很多工作中必须的，但过度依赖技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显然不可取。

　　究竟是站在民众的立场思考问题，还是为图便利而放纵“技术依赖症”，考验的是基层治理理念和价值观。日常生活中，之所以“奇葩证明”层出不穷，主要也是因为缺乏以人为本、便民利民的理念，缺乏换位思考的善意。只要在解决问题时稍稍“接地气”一些，“寻牛验DNA”式的荒唐故事或许就不会出现。

　　科技进步让生活更美好，但如果不能以正确心态对待科技进步，就会给百姓办事添堵，让科技成为减损百姓“获得感”的负能量。事实上，科技越进步，就越要提升公共服务意识，越要改进公共服务方式，让公共治理更有温度、更有情怀。

　　本报特约评论员汤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