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一个月后30%事故亲历者可能产生心理创伤

　　徐璐（化名）是天津泰达医院的一名外科医生，8月12日晚上，她与其他两名医生在科室值班。爆炸发生之后，这所离爆炸现场最近的3家医院，突然有几百名患者涌到医院的外科，这一画面定格在她的心中。她不顾一切地吼着让大家不要着急，同时还手忙脚乱地为患者包扎伤口。

　　第二天，徐璐得知附近的一家企业发生了大爆炸，而前来就诊的患者都是这次爆炸的受害者。知道之后，她深深地陷入了自责无法自拔。无奈之下，他前往在泰达医院设立的心理救助站进行咨询。

　　“他们本来就是受害者，那天我不应该对他们进行呵斥。”几天之后，她回忆起当天发生的场景，她依然感到非常愧疚。

　　“其实她当时做得并没有错，那是一个紧急场合。”来自天津联通公司的志愿者庞威接待了前来咨询的徐璐。那天晚上，尽管有几百人就诊，场面比较混乱，但是没有出现一起争抢医药物资的现象，大多数人还是坐在那里等待救治。

　　“我当时给徐璐举了一个例子，在治病的时候医生给患者打针，这个时候会产生强烈的疼痛，但是患者最后不会因为疼痛而怨恨医生。”庞威的例子，一下子让她打开了心结。

　　庞威在接待徐璐的时候，感受到她情绪比较紧张就开玩笑说：“你不要多想，你根本不会在患者心理留下破坏痕迹，因为你在帮助他们，但是你也不要指望他们送来锦旗。”

　　在泰达医院设立的心理救助站，为的是让附近的市民和爆炸中受伤的伤员能得到更多的心理援助。可是，让庞威没有想到的是，预约来访者大多都是这个医院的医生。

　　爆炸事故让医生、护士和消防员成为“隐形的受伤者”

　　在设在天津市第五医院的心理救助站里，咨询师屈利也发现了类似的现象：来这里咨询最多的不是其他患者，而是医院的医务人员。

　　“医院某科室的主任，有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可是在经历爆炸事故之后，他晚上睡觉总是做噩梦，一夜醒来四五次，而且自己全身都大汗淋漓。”这让这位老医务工作者非常焦虑，白天工作的时候没有精神，只要一闲下来，就会想到当时患者就诊的场面，血腥的场面一再冲击着他的内心。

　　还有一个护士长，在经历过当晚的救治之后。周围的人就发现她变得易怒了，动不动就数落下属，这些影响了她的人际关系。

　　“他们的心理需要释放，我运用调适认知的方式，给他们提供倾诉的渠道，让他们释放自己的压力。”屈利说，她认为人的心理具有自愈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咨询师可以适当地提供干预。

　　不过，她发现一个新情况，相比于其他职业群体，医生和护士恢复起来比较慢。原因在于，医生和护士平时都很忙，需要不间断地处理病人的问题，工作决定他们很难有舒缓机会。不过，她能做的就是来访时，尽量给他们提供倾诉机会。

　　在泰达医院旁边就是泰达国际心血管病医院，这家医院就有几十名职工的家在这次爆炸中被不同程度的损毁，很多职工暂时不能回家，只能带着孩子住在医院里面。

　　“我们打算在这个医院增设一个心理救助站。”作为滨海新区心理救助站协调负责人的刘萍说。“我觉得医生比市民承受更大的压力，有一个医生刚装修完房子才住了一天，房子就在这次爆炸事故中损毁了。但是，这位医生在灾难发生之后，还是穿上白大褂到医院参与救治病人了。”庞威根据自己接触的案例分析说，“一方面他们承受着家被损毁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还承受着职业的压力，他们要面对双重压力。”

　　虽然通过这次灾难，社会看到了医务人员人性的光辉。但是值得警惕的是，他们也是普通人，这次爆炸事件中他们的负面情绪也需要排解。为此，庞威和屈利每天都要处理四五个个案，并且都需要电话预约。

　　一位服务消防战士的志愿者透露说，有的消防战士听到消防车的汽笛声，会突然安静下来。然而，他们的表现与爆炸发生之前迥然不同。

　　“这次参与救援的消防队员除了受到身体上的伤害，心理上也不免留下了创伤。”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中科院心理所吴坎坎坦言。在他看来，消防员的内心的创伤，在今后会逐渐表现出来。在这次爆炸事故中，医生、护士和消防员成为“隐形的受伤者”。

　　专家预计：一个月后30%亲历者可能产生心理创伤

　　“灾难之后受灾者的心理分期大致可以分为：休克期、愤怒期、讨价还价期和接受期。”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秘书长、中科院心理所吴坎坎分析。

　　他指出：“根据国际研究，自然灾害中90%的亲历者一个月之后心理水平就能恢复到正常水平，10%可能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而在人为灾难中，事件发生之后40天，70%的亲历者一个月之后能恢复到水平，剩下30%的人可能存在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不是一个平均值，而是众数（明显集中趋势点的数值）。”

　　之所以自然灾害的时间分化点在30天左右，人为灾害40天左右，就在于讨价还价期是不同的，人为灾难中人们存在更多愤怒的情绪，他们会反思政府有什么不对，企业也有什么不对。因此，以40天为界限，在此之前，就需要对受灾者进行心理陪伴。过了40天，如果受灾者心理状态还没有好转，就需要专家进行心理干预了。不过，这只是一个众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目前，亲历者离40天的节点，还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这个期间，为什么需要专业心理援助志愿者，汶川地震的时候给了我们教训—心理援助一度出现了因缺乏经验导致的混乱情况。” 全国心理援助联盟副秘书长、中科院心理所芦山工作站副站长李晓景表示，“有的志愿者并不具备灾后心理干预的能力，让别人回忆灾难发生的场景，这就相当于把别人的心理创伤再次扒开了，以至于造成‘二次伤害’。”

　　李晓景认为，到了芦山地震的时候情况就大为不同，此时的心理援助志愿者不再“添乱了”。汶川地震的老志愿者成为芦山地震心理援助的中坚力量。而李晓景在汶川地震之后，在北川成立了心理工作站，一待就是5年。

　　在吴坎坎看来，尽管志愿者在消解民众心理负面情绪上，能做一些事情，但需要注意的是，千万别忽视国家政策的安抚效果。

　　“在这一次爆炸事件中，李克强总理来到天津滨海新区之后，提出所有的英雄没有‘编外’，这是对遇难者家属最大的心理援助，让他们直接感受到国家在关心他们。”吴坎坎说。

　　吴坎坎在黄岛爆炸事件中也参与过心理援助。据他观察，当地政府提出回购房屋政策之后，当时社会上的负面情绪马上就消失了，人们的心理重建很快就进入恢复区。换言之，政府政策上的安抚，给予灾民安全感，他们的焦虑感就会下降。如果离开政府的政策安抚，光靠所谓的专业心理干预，其效果就会变得苍白无力。

　　遇难家属长期心理干预方案，目前还没有着落

　　根据突发事件的处理来看，政府对遇难家属的安抚，不可能长期进行，往往采用“快刀斩乱麻”策略，宜快不宜慢。

　　“遇难家属的心理创伤恢复起来比较慢，可能有3至6个月的恢复期。如果个体具有抑郁气质，恢复的时间则更慢。”作为对遇难者家属进行心理援助的心理治疗师，郭春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其实，这正是吴坎坎所担心的，“事件结束之后，遇难者家属的心理创伤该怎么办？如果遇难者家属回家之后遇到心理问题，后续的心理干预方案如何实施？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着落。”他说。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会组织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灾难来临时，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等组织，都会找到他们让他们派出心理援助志愿者。可是，类似的心理援助，以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只能持续非常短的时间，这是我们的无奈。”

　　吴坎坎发现在天津滨海新区，有50名左右德阳籍的消防官兵。他们之前在德阳也建立了工作站，为此他们专门联系了当地的工作站。家属回到当地之后，志愿者将为两个家庭的遇难者家属提供长期的心理援助服务。

　　“我们的力量非常有限，目前只能覆盖到这两个家庭。如果要实现更广范围的覆盖，这个问题只能通过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进行解决。”吴坎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

　　“我国在灾后心理干预上还存在很多问题。2012年6月，国家减灾委员会制定下发了《关于加强自然灾害社会心理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结合日常心理卫生服务工作设立的心理卫生服务站（点），可是在落实这一政策的时候非常难。在非自然灾害中，目前还没有提供心理服务的相关规定和政策。”吴坎坎表示。

　　吴坎坎说：“相比日本，我们有的心理援助服务走在他们前面，这让日本的同行也很惊讶。比如，在灾后心理服务中，日本采用寻回模式，而中科院心理所就采用固定的工作站，我们在北川一做就是5年。”

　　“但是，我们与美国的差距非常大。美国的心理援助是靠打仗打出来的，通过军队不断的实践积累大量经验。他们还设计了心理干预的标准，在这一方面我们目前还是空白。同时，在理论体系方面，我们还非常落后。”吴坎坎直言。他认为，在心理干预上，中国人有自己特殊的症状，具体化的心理问题表现得特别明显，比如肚子疼、头疼，因此在制定国家心理干预标准中完全具有创新的空间。

　　吴坎坎表示，希望能通过标准的制定，推动心理志愿服务长期化问题的解决，并早日形成中国化的心理干预理论和实践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