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中央与地方按税种而非税率划分

　　法制晚报讯（记者李洪鹏）今天上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对于财税改革，未来可能是中央拿什么税，地方拿什么税，省一级政府拿什么税、市县政府拿什么税，是按税种分，而不是按税率分，不是把税率切割几块划分税。而对于“‘十三五’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5%”，他表示，这是一个测算的依据，并不是一个目标。

　　十三五规划：全新的结构、全新的篇章布局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介绍，“十三五”规划建议分成八个部分，第一部分讲的形势，即面临的环境；第二部分讲的目标和理念；第三部分到第七部分分别以五大发展理念所引领的发展路径为标题，阐释了未来五年经济社会发展各个方面的任务和重要的举措，包括一些制度性建设的内容。最后一部分是关于党的领导是怎么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和发展任务的政治的保证。“如果看一看过去几个五年规划，从来没有这么安排过，这是一种全新的结构、全新的篇章布局。”

　　杨伟民介绍，传统的发展方式，旧常态下的发展路径已经走不下去了，必须要在思想上进一步解放，在理念上进一步破题，这样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路径。

　　所以，这次建议特别重视理念先行，提出了五大理念。五大理念决定了未来会走五个发展路径，也就是创新发展的路径、协调发展的路径、绿色发展的路径、开放发展的路径、共享发展的路径。

　　如何落实这五大理念，真正走出这五条正确的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发展路径。这次建议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问题导向、措施精准，所以提出了50项左右，叫战略、工程、计划、制度、行动。

　　小康社会：既定目标不能变需寻找新路径

　　杨伟民称，五大理念是中国新规划的一个灵魂，也是中国过去30多年发展经验的概括和总结。这次建议把这五大理念放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上来看待，是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迫切需要。

　　他表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决胜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既定的、不能变的没有退路的目标。虽然目标没变，但与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相比，形势发生了很多变化。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用新的理念去寻找新的思路，去走新的路径。

　　他同时称，“十三五”时期也是中国转方式、调结构的窗口期。最近两年经济运行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旧常态下的发展路径、发展方式确实已经很难走下去了，调结构也没有退路了，这不仅仅关系着未来五年我们能不能顺利地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而且还关系着后小康时代发展后劲是不是可持续的。

　　GDP：增速目标明年3月份确定

　　针对有媒体提问，未来十三五GDP增长目标是否就是6.5%时，杨伟民回应称，这是一种测算，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收入翻番这个目标，前四年GDP增长是8%，如果今年增长7%左右，可能前五年大体上是增长7.8%左右。

　　实现十年翻番平均增长速度要求是7.2%，因为前五年，也就是“十二五”这五年增长速度是7.8%，“十三五”期间的增长速度可能是在6.5%以上。

　　杨伟民称，这是一个测算的依据，并不是一个目标。因为按照我国制定规划固定的程式，中央提出建议，最后国务院提出规划纲要，报明年3月份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相信目标肯定会充分考虑到实现翻番的要求和6.5%的底线，但是6.5%本身并不是目标，最后的目标怎么确定，还要到明年3月份确定。

　　城镇化：整体质量不高应保障市民权利

　　杨伟民表示，现在虽然看起来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55%，是比较高的，但是质量不高，质量不高最主要的体现在于现有的城镇7.5亿常住人口中有2.5亿左右的人没在城镇落户，没能在城镇享受到相应的公共服务，也没有相应的市民权利。

　　现在来看，中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其中一个重要的基础性条件是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农民工增长速度在下降。

　　所谓城镇化是经济发展最大的动力或者最重要的动力，其实主要体现在农民工如何从现行的只就业不落户变成真正和城市居民融入到一起。

　　财税改革：中央与地方按税种而非税率划分

　　对于未来财税改革是什么方向，杨伟民解释，之前财税的一个方向是中央集中的税收、集中的财力相对较多，而地方承担的事权相对较少，所以今后要考虑到加强中央统筹的事权。与过去相比较，事权和支出责任会更加匹配，因为这项制度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是，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大体匹配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则。

　　要考虑税种的属性，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过去也是实行分税制，比如增值税，中央多少、地方多少，但是未来可能会改变这种分税模式，即是中央拿什么税，地方拿什么税，省一级政府拿什么税、市县政府拿什么税，也可以说是分税制，但是按税种分，而不是按税率分，不是把税率切割几块划分税。

　　杨伟民表示，这样才有利于调动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也有利于化解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保障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包括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建设支出。因为在此之前，地方特别是基层，市县财力比较有限，所以建设相当大程度上依靠于土地财政及其房地产的开发。而现在房地产进入到调整阶段以后，他们的相应的收入大幅度减少，建设资金来源就成问题了。所以，今后如果税种划清楚了，地方有稳定的税收了，这样就可以保障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同时也能够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的支出，能够更好地体现社会公平。

　　另外，按照管理学意义的角度来讲，收的多，往下支的环节多，使用的效率是低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杨伟民认为下一步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具体怎么推动这些相应的改革。“我觉得房地产税的改革需要和整个税制的调整和改革，包括下一步深化住房制度的改革要相匹配，因为税不是一个独立的问题，它是和整个领域的体制建设、制度建设相关联的，所以需要统筹考虑。”杨伟民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