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揭秘最高检抗诉最大“老鼠仓”案始末

　　12月11日早上9点30分，一辆警车停在了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门口，身穿深灰色运动装的原审被告人马乐被法警带入法庭，神情凝重。随着审判长敲响法槌，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建国以来第一件由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开庭审理、最高人民检察院直接派员出庭的刑事案件进行了再审宣判。

　　最高法判决认定，马乐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对其改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913万元。而之前的一审、二审判决，马乐的犯罪行为被认定为情节严重，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1884万元。

　　罪犯信息

　　马乐，1982年出生，2004年至2006年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读研究生。2006年毕业后就职于博时基金。马乐在博时历任研究部研究员、公用事业与金融地产研究组主管兼研究员、股票投资部投资经理。2011年3月起，29岁的马乐任博时精选基金经理，将这只规模上百亿元的“大象”基金业绩排名从原来的垫底位置提升到中上游，曾经是业界的明星基金经理。

　　2013年12月26日至2014年3月24日

　　一审

　　最大“老鼠仓”案罪犯被判处缓刑

　　据了解，在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间，作为基金经理的马乐，负责对博时精选的所有股票交易发出指令，掌握了博时精选交易的标的股票、交易时间和交易数量等未公开信息。

　　在此期间，马乐利用掌握的未公开信息，操作其控制的“金某”“严某进”“严某雯”三个股票账户，先于（1至5个交易日）、同期或稍晚于（1至2个交易日）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账户买卖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金额10.5亿余元，获利1883万余元。

　　媒体普遍认为，该案为我国基金史上最大“老鼠仓”案。

　　2013年12月26日，深圳市检察院就马乐案向深圳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指控被告人马乐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

　　2014年3月24日，深圳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马乐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刑法中并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马乐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由于具有自首等可以从轻处罚情节，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1884万元，同时对其违法所得1883万余元予以追缴。

　　2014年4月4日至2014年12月8日

　　抗诉

　　按审判监督程序最高检提出抗诉

　　马乐案“判三缓五”再次引起舆论关注，不少人认为马乐案量刑过轻。

　　同年4月4日，深圳市检察院以一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量刑明显不当为由，就马乐案提出抗诉。

　　该案公诉人、深圳市检察院公诉二处检察官黄锐意表示，依据刑法第180条第四款、第一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应当依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有“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个量刑情节，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成交额和非法获利额巨大、社会影响恶劣，应依照“情节特别严重”的量刑档次来处罚。

　　2014年8月28日，广东省检察院经审查后决定支持抗诉。9月22日，马乐案在广东省高级法院二审开庭。

　　2014年10月20日，广东省高级法院终审裁定认为，刑法第180条第四款只规定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严重”的量刑情节，并未规定本罪有“情节特别严重”情形，马乐属犯罪情节严重，应在该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广东省检察院认为终审裁定确有错误，于11月27日提请最高检抗诉。

　　2014年12月8日，最高检检委会研究认为，终审裁定以刑法第180条第四款并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有“情节特别严重”规定为由，对此情形不作认定，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决定按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015年7月8日

　　再审

　　对两个量刑情节分别持不同看法

　　2015年7月8日，此案在位于深圳的最高法第一巡回法庭开庭再审。

　　庭审中，最高检派出张志强、罗曦两名检察员出庭履行抗诉职责。

　　“本案争议焦点在于如何理解刑法第180条第四款的规定，即对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否存在‘情节严重’和‘情节特别严重’两个量刑情节。”最高检两位检察员表示，刑法第180条第四款中规定，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信息，违反规定从事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对于这里的“情节严重”，在实践中，理解上各方存在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只能依照第一款中的“情节严重”的量刑档次处理，不存在“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另一种观点认为，这里的“情节严重”只是入罪条款，即达到了情节严重以上的情形，依照第一款的全部规定处罚。

　　本案一审、二审法院判决、裁定持第一种观点。检察机关则持第二种观点。在法庭辩论阶段，双方进行了激烈辩论。

　　2015年12月11日

　　裁定

　　检方抗诉获采纳最高法改判实刑

　　检方在最后陈述中还指出，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的时间跨度长，交易金额及获利特别巨大、社会影响恶劣，参照“两高”《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远远超过成交额250万元以上、获利75万元以上等认定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其犯罪情节应当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2015年12月11日，最高法采纳了最高检的抗诉意见，此案再审获改判。最高法判决，马乐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依法对其改判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1913万元。

　　法庭认为，马乐作为基金管理公司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获取未公开信息，其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根据刑法第180条第四款规定，应当参照该条第一款规定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进行处罚。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活动，其犯罪数额远超“两高”《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

　　最高法认为，原审裁判因对法律条文理解错误，导致降格评判马乐的犯罪情节，对马乐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不当，应予纠正。马乐非法获利数额应为人民币1912万余元，原审认定马乐非法获利数额人民币1883万余元属计算错误，应予更正。

　　表态

　　按照程序办案绝非检法对抗

　　“三级检察机关历时近两年，持续接力抗诉，坚持在法律适用问题上严格按照立法精神解释法律，捍卫法律的尊严，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坚守不让个案的错误判决误导司法实践底线，很好地体现了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属性。”改判后，最高检公诉厅负责人表示。

　　此前，有媒体以《“两高”因老鼠仓案“对抗”》为标题进行报道，张志强和罗曦同时向记者表示，这绝不是“对抗”。

　　两位检察员说，本案各级检察机关都是按正常法律程序，按法律规定办案，依法提出抗诉。最高检对本案提出抗诉，目的是通过这个个案，表明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有责任保障法律统一正确适用，使犯罪分子得到罪责刑

　　相一致的处罚；通过这个案件的办理，维护证券市场秩序，维护金融管理秩序，维护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和对金融行业的信心。

　　最高检公诉厅负责人告诉记者，这种利用基金或其他金融机构资金抬高价格、搭便车获利的行为被称为“老鼠仓”行为，其危害性巨大，检察机关对此类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打击。首先，从业人员违背了职业操守，违背了委托投资人给予的高度信任，破坏了市场交易最为基本的诚信原则；其次，“老鼠仓”行为严重侵害了整个证券、期货市场公平、公开、公正的交易秩序，损害广大公众投资者合法利益；再次，蚕食公众对整个金融市场和行业的信心，严重破坏我国金融管理秩序，影响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

　　专家

　　法定刑须明确绝对不能模糊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表示，从制定刑法规则上看，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定刑必须是明确的，所以，刑法条文的后款在援引前款法定刑时，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一定引用的是全部法定刑；如果是部分引用，一定会有明确的表述。

　　阮齐林说，从刑法上下文看，在法条中如果后款的法定刑比前款轻，一定会明确规定，不会用援引的方式，因为对立法者而言，“封顶”问题，即确定刑事处罚的最高界限十分重要，不能模糊。

　　京华时报记者杨凤临通讯员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