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盘点反腐特别报道：《忏悔》、《警示》

　　12月17日，中央纪委机关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了一篇题为《思想“污染”,人生“雾霾”》的稿件，揭露了福建省环保厅原副厅长王国长的腐败历程。文章中，有一个细节很值得玩味：在写忏悔书的时候，他曾多次请求执纪人员提供“样本”，供他抄写。

　　一方面，“抄袭忏悔书”这种行为颇令人啼笑皆非；而从另一个侧面，这倒也能发映出许多落马官员都有着相似的堕落轨迹。

　　他们的人生轨迹有着哪些共同之处？我们从各地公布的忏悔书中选取了100份作为样本。看过他们的忏悔，或许我们能够对上面的问题更加了解。

　　背景

　　据“新华视点”报道，一些受访的司法业内人士和专家学者介绍，贪腐官员在接受调查或者入狱改造期间，纷纷选择写“悔过书”的重要动因，是由于在司法实践中，“悔罪”可作为判决时从轻量刑和减刑表扬加分的考虑情节。

　　湖北省法院系统一位法官则表示，官员若在双规或者司法调查过程中写“悔过书”对罪行进行承认和反省，对于最终减轻量刑会起到积极作用。

　　此外，根据介绍，一些官员的忏悔书由于涉及到正在侦办的案情，对外公布时可能进行节选；一些官员忏悔书的全文并未公布，但在权威媒体报道中可窥见只言片语；同时，一些官员的忏悔书被公布时，姓名及具体供职地点可能被隐去。

　　他们这样描述

　　成长环境

　　林林总总的落马官员忏悔书中，最常见的开头格式，是“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

　　接下来的内容，常常是对家庭早年贫困经历的叙述，以及对自己求学之路的回忆。

　　在本报整理的百份忏悔书中，有将近三分之一的官员以此开场。其中，“农民家庭”出现最多，达19次；紧随其后的是“干部家庭”（6次）和“教师家庭”（5次。）

　　以往忏悔书中频繁出现、饱受吐槽的“我是农民的儿子”这句话，仍然出现在了五个人的忏悔书中。

　　样本——

　　“出身贫农，从大队会计干起……”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

　　“我是农民的儿子，出生在粤东北的一个小山村里，从小渴望走出大山。”

　　——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

　　“我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虽没有文化，但教育我要做一个正直诚实的人，并对我寄予厚望。1979年我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时代的骄子。”

　　——河南省开封市委原副书记、原市长周以忠

　　“我的家庭跟随党已有70多年，父母及岳父母都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走出来的老党员。”

　　——江苏省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亲早年去世，母亲一人把我们四个兄妹抚养成人。在党的好政策下，我考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党组织把我从一个少数民族农民的孩子一步一步培养成一个领导干部。”

　　——新疆库尔勒原市长艾山江·尕依

　　光辉岁月

　　之后，在忏悔书中，往往会留下他们工作之初的辉煌记忆。

　　中央党校教授谢春涛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很多落马官员之所以能到那么高的位置，本身是很能干的。尽管能干是一个好干部的必要因素，但很多“能吏”也往往会刚愎自用、狂妄自大，很多人就是在这种心态之下出的问题。

　　“掌权之后经不起诱惑，而且自信度过高”。谢春涛表示。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官员并非一开始就贪污，也是一步步上来的。而随着手中的权力增大，所受到的约束反而会越小。

　　样本——

　　“我一路走来可谓是红毯铺道，每一个过程都是光彩的人生写实。当记者，获得新闻界最高荣誉奖‘长江奖’，还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当主任，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而且是终身的荣誉；当台长，还是新闻界公认的十大领军人物。”

　　——辽宁广播电视台原台长史联文

　　“参加工作后,我所有工作笔记的扉页上都写着”对事尽职、对人感恩、对己克制“的座右铭。句容市劳动模范、镇江市优秀共产党员的荣誉称号,都记录着我奋斗的足迹。”

　　——江苏省句容市原副市长陈善乐

　　“从2000年开始，我先后担任临沂师范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和山东轻工业学院党委书记。在我的领导下，这两所高校得到进一步发展，分别更名为临沂大学和齐鲁工业大学，与此同时，我结合自己的专业特长，承担了多项国家经济课题和高教研究课题，成为博士生导师、省突出贡献专家……”

　　——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

　　“（在海南房地产遭遇危机之后）我的论文《企业发展与市场创新》不但使我获得了英国威尔士大学的MBA硕士学位,同时也为房地产企业的营销指明了方向。正是我论文中提出的思路和定位,使一些房地产项目在市场上大获全胜。”

　　——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原副局长张仕武

　　腐化契机

　　官员们在忏悔书中描述的“下水”过程，包括没挡住诱惑；炒股赔了钱；碍于亲友面子……而超过三成的忏悔书中，详细提及的贪腐动机都是：看见别人过得更好，心态失衡。

　　中央纪委监察部曾引用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的供述，描述了这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心态：“看着那些老板住豪宅开好车，穿名牌出入高档会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过得何其潇洒自如！比比自己，没日没夜地加班，有时招商引资还要赔笑脸，每个月就拿这点工资，觉得太亏了！我自感层次比他们高，文化水平比他们高，凭什么不如他们？”

　　样本——

　　“我的早期生活并不宽裕，当时上有双方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孩子需要抚育，我和丈夫经常因为经济拮据闹别扭。儿子上中学的时候，想让我给他买一双耐克鞋，因为太贵我与他僵持了一个多月。那时候的清贫生活使得我很眼红有钱的人，特别是见到那些花钱如流水的行为，心里非常不平衡，觉得有钱真好。”

　　——四川省红十字会原常务副会长文家碧

　　“有两种人让我心理失衡。一种是老板，即家财万贯的私企老板和高收入的国企老板；一种是官员，即少数挥霍国家财富和过年过节收受巨额礼金且位高权重的官员。我错误地认为，凭什么他们有那么多钱呢？……临近退休了，我做了一个退休梦。冬天住海南，夏天住青岛，春秋住济南……钱多一点还是方便。”

　　——山东省人民政府原副秘书长张泽忠

　　“（在目睹一起权钱交易之后）原来弄钱这么容易！此前我一直纳闷，都是上班族，为什么有的人活得那么潇洒，钟鸣鼎食，衣着光鲜，而自己奋斗奔波了大半辈子，一家人还蜗居在不到100平方米的小居室内……我早就想接父母同住，但因为房子太小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然而，在这次拆借资金过程中，我茅塞顿开。”

　　——河南省南阳市天泰水泥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余强

　　首次伸手

　　许多官员还在忏悔录中，详细描述了“第一次伸手”时的情景。

　　忏悔录中，官员们“第一次伸手”捞住的东西，从几百几千元的红包、购物卡，到几十万的轿车、现金，五花八门，多种多样。

　　而“第一次伸手”的心态，主要分为两种：

　　第一种，认为是正常的人情往来，问题并不严重，所以不以为意；

　　另一种，则是心惊肉跳，但经过反复的心理斗争之后，还是没能战胜贪欲。

　　样本——

　　“刚到自治区交通厅工作的那年春节前后，市县领导来厅里，给了我一个3000元的红包，我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一个星期都没敢碰。”

　　——广西发改委原副主任廖小波

　　“在省财政厅当副处长时，基层单位有时会送一点茶水费、红包，当时还会拒绝。当处长时开始有人送1万、2万元的红包、好处费时，心中非常害怕。最近收受1万、2万元的红包、感谢费、好处费显得很自然，甚至几十万元的感谢费、好处费也脸不红、心不跳。”

　　——广东省财政厅原副厅长危金峰

　　“一些供应商为了与我建立良好关系，先是逢年过节带着红包给我拜年，刚开始我觉得这是人情关系，而且几千元钱金额也不大，就收下了。渐渐地，在政府采购招标过程中，一些供应商就开始要我给他们提供帮助，之后又以感谢的名义给我送钱……这个合作关系，使我收受供应商的钱从几千上万，到几十万上百万。”

　　——四川省政府采购中心原主任向东

　　“一个建设公司经理来我办公室，临走时给了我一个大材料袋，我打开一看，里面有十万元现金。顿时，我心跳加快、头皮发麻，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那么多现金。”

　　——江苏省射阳县原副县长顾为何

　　“第一次把30万元公款投进股市，那段时间我根本没有心思上班，每一分钟都惦记着股市情况，生怕股市一夜暴跌，晚上不是失眠就是做噩梦。没敢等到股市上升到最高点，我便把手中的股票抛了出去，赚了上百万元。赚钱的经历让我丧失了理智。2009年我一次就把200万元公款投入股市，幻想着大赚一笔后辞职当老板。可没想到股市连续暴跌，我尝到了从天堂摔到地狱的感觉。”

　　——河南省郑州市公共事业局工程处原处长弓丙昊

　　复杂心态

　　“我每每看到起诉书，都在反问我自己，这是我吗？怎么会到今天？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这是哪里呀？我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说到这里时，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在法庭上痛哭流涕。

　　从高高的庙堂之上，沦落到囹圄之中，很多官员有了新的认识：良田千顷不过一日三餐，广厦万间只睡卧榻三尺。有检察系统内部工作人员介绍，不少贪腐官员在多年受贿敛财的过程中常常提心吊胆，害怕被调查落网，惶惶不可终日。因此，当真正接受调查时反倒因“尘埃落定”而获得平静。

　　样本——

　　“夜夜难以入睡，几乎天天半夜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就再也睡不着，总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白天常常魂不守舍，省委通知开会，怕在会场被带走；上班时怕回不了家；上级领导约去谈工作，也怕是借题下菜。开会时在台上坐着，往往心不在焉，只得强打精神撑着；一个人时，唉声叹气，多次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发泄胸中压力。”

　　——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

　　“我看到中央反腐的决心，看到一个个贪官的下场，中纪委专案组又多次找我谈话，我心急如焚，惶惶不可终日，白天上班心不在焉，晚上不能安然入睡。怕这些年积攒下来的不义之财被发现，就把别人送了的钱没办成事的、怕举报的赶快退了……把（家里）剩余的钱从各个角落里清理出来，并告诉老婆能拿出去的全部清理，然后装箱打包，利用夜深人静之时，装在自家车上，约好（朋友）×××在外边等，跑到大街上找一僻静处，先下车看看周围没有监控，直到安全了才把箱子搬下来，装在×××车上……”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厅长李建功

　　“办案人员通知我到检察院接受一般性调查。接到通知后我精神高度紧张。在前往检察院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决定与其被动交代，不如投案自首争取主动，所以一走进检察院反贪局接待室，没等办案人员说话，我便先开口了：‘我是你们通知来接受调查的符军，同时我也是来投案自首的……’我全部交代了自己收受贿赂的事实，并退还了全部赃款。”

　　——海南省昌江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原局长符军

　　愧疚悔恨

　　最终的陈词，往往是忏悔。权力轰然倒塌后，他们才能再一次看到被遮蔽了的、最重要的宝物：爱人，父母，以及子女。

　　这种悔恨，贯穿在一份份忏悔书中。

　　在百份忏悔书留存的记录中，有四名官员的父亲或母亲在自己案发后离开人世；还有一名官员，妻子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而选择自杀。

　　样本——

　　“听说我被宣布免职的那天，雅安市民聚在一起，自发买来鞭炮礼花尽情燃放。我在这个城市主政七年，上任时的豪言壮语我还记得，但是我没有做到，我亏欠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民。此刻，我的耳边仿佛还能听到那阵阵鞭炮声，那愤怒的爆竹声好像成了雅安人民的语言，一字一句地细数着我的罪状，让我痛不欲生。”

　　——四川省雅安市委原书记徐孟加

　　“我的家人曾经以我为傲，可如今，妻子怎么在别人面前抬得起头？女儿在应聘工作时又怎么去填写父亲？他们要熬过多少个日日夜夜才能与我团聚？我的姐妹兄弟、亲朋好友们也曾为有我这个副市长而自豪，但现在他们却要为我担惊受怕，更要为我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

　　——四川省绵阳市原副市长廖明

　　“一向身体健康的父亲，由于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突发心脏病，在父亲生命垂危的时刻，姐姐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当父亲知道了是我原工作单位的救护车时，一向铁骨铮铮、两袖清风的父亲坚决拒绝了，他宁可失去生命也不愿意看到他的女儿给他带来耻辱的地方。听到这些，我心如刀割，悲痛欲绝。”

　　——某县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山东省纪委公布这份忏悔书时隐去了作者姓名）

　　资料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官方网站、各省市纪委官方网站、新华社、《人民日报》、《检察日报》等

　　老虎被打倒后，虎骨还可以入药。“要加强警示教育，让广大党员、干部受警醒、明底线、知敬畏，主动在思想上划出红线、在行为上明确界限，真正敬法畏纪、遵规守矩。”

　　2014年，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里，这样描述警示教育的意义。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则要求，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让高级领导干部清醒认识严峻复杂的形势。他还提到，贪腐官员的忏悔可以作为“活”教材，惩处一个、教育一片。

　　惩前是为了毖后。把一个个贪腐官员送进监狱，并不是人们的最终目的。

　　他们在最后陈述中都说了些什么

　　庭审过程中，落马官员通过电视屏幕对自己的罪行进行忏悔，往往也会成为警示教育的一部分。

　　“最后陈述”，由于是被告人在法庭上最后的表达机会，往往会成为情绪崩溃或嚎啕大哭的多发时段。

　　例如几天之前，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痛哭流泪的画面，相信仍令很多人印象深刻。

　　也许你还抱有这样的疑问：那些走上法庭的“老虎”们，会以怎样的词句结束自己的陈述？

　　“我的父亲早已去世，无颜到九泉去见老父亲，也对不起病重在床的老母亲，对不起长期支持我工作的妻子。每天我都在自责，因为我的过错把孩子也毁了，让他走上歧途……他三十岁，还没有小孩，每天我都生活在忏悔之中，每天晚上我都要吃安定才能睡着，睡觉之前想着这些事，醒来就是这些事，太痛苦了……

　　我给组织造成这么多损失，我没有脸面也不应该再为自己做辩护。在此我愿意接受神圣的法律给我的任何制裁！我要感谢办案期间办案人员对我的关心和政策的把握，态度都很好，我也感谢律师今天到庭辩护，感谢审判长、法官。”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原局长刘铁男

　　2014年9月24日

　　“我老母亲已91岁高龄，曾在那艰难困苦的年代，含辛茹苦用米糠和野菜让我活了下来，度过了童年，之后省吃俭用供我读书……我去年出事后，老人整日以泪洗面……听到我近期要开庭审判，老人要求到庭看我一眼，我何不想和老母见一面，可是我不忍心91岁的老母见儿伤感，我让老人失望了，我只能向远方的老母道一声对不起，妈妈，儿子不孝，来世再报答您的养育之恩……

　　我的政治生命已终止，生理生命等待着今天的判决，无论什么结果我都接受，决不上诉。我将在我的有生之年好好接受思想改造，以实际行动来向党和人民赎罪，向家人赎罪。最后一点请求，请求组织和司法机关在法律的范围内能给因我而涉案的家人一条出路，让他们能够有机会为社会和家庭尽责尽义。”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

　　2014年12月15日

　　“我的犯罪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损害了党的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我对不起党，对不起组织和培养我的领导；我的犯罪，损害城市形象，我对不起我工作过的城市市民；我的犯罪，伤害了我的家庭。我真正的尊重法律，接受法庭的审判，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惩罚，给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我真正希望法庭从宽从轻处理。”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

　　2015年1月16日

　　“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严格依法、文明办案，尊重我的权利和人格，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对待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问题。我的犯罪事实是清楚明确的，犯罪的证据是真实和确凿的。我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对起诉书没有任何异议。我认罪，悔罪，供认不讳。”

　　——国资委原主任蒋洁敏

　　2015年4月13日

　　“别人的东西不能要，这是小孩子都懂得的道理。公权不容私情，这是从政者必须恪守的铁律。但我作为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竟然丧失了为人为官的基本底线和原则，犯下如此令人不齿的大罪，除了接受法律的严惩，心中只有永远的忏悔。起诉书中对我的所有指控都是属实的，我没有任何异议，我真心诚意地认罪悔罪，真心诚意地接受法律对我的惩处。我错了，真的对不起大家。”

　　——四川省委原副书记李春城

　　2015年4月23日

　　“我对起诉书指控我犯受贿罪的罪名表示认罪。我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我没有任何异议。我之所以从一名党的高级干部沦为违法犯罪分子，最根本的原因是严重缺乏政治定力、严重缺乏宗旨定力、严重缺乏理论定力、严重缺乏法纪定力。我对自己犯下严重的受贿罪行，表示万分悔恨，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家人。恳求法庭能给我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

　　2015年12月25日

　　第一次向党的工作部门派驻纪检组

　　3月，中央纪委新设7家派驻纪检组组长，分别赴中央办公厅、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任职报到。这是党的历史上，中央纪委首次向党的工作部门和全国人大机关、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机关派驻纪检组。

　　十八大以来第一次将中共中央部门机构列为巡视点

　　2015年6月23日，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等26个单位被纳入今年第二轮巡视的巡视范围。这是十八大以来首次将党中央部门机构纳入到巡视范围。

　　十八大以来第一个现职省委书记落马

　　中央纪委监察部7月24日通报，河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本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调查。他是十八大以来首个被调查的现职省委书记。

　　十八大以来第一个现职省长落马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10月7日通报，福建省委副书记、省长苏树林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他是十八大第一位落马的现任省长。

　　第一次追回人员>出逃人员

　　今年截至11月底，“天网”行动追回外逃人员863人，首次实现追回人员超过外逃人员数量。

　　各地警示教育举措

　　警示教育基地立起“贪官墙”

　　在一些地方，警示教育基地中立起了“贪官墙”。在山东省潍坊市潍城区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中，“贪官墙”的背景是滔滔的洪水，万庆良、倪发科等落马官员照片置于其上，墙上醒目地写着“千里之堤，溃于蚁穴”。

　　潍城区城管执法分局副局长夏斌堂介绍，当他看到“贪官墙”上有一个自己曾经的老领导时，一下子怔住了。“看到熟悉的人被查办了，心里真的很不是滋味。”夏斌堂说，尤其看到跟自己同等级的，甚至比自己等级还低的人被判刑，才觉得职务犯罪离自己这么近。

　　“当时承办警示教育基地建设的公司提供了很多案例，我们把其中大部分都换成了本地的案例，我们觉得这样对参观者的触动是最大的。”潍城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说。案例所配的图片，很多是当事人受审或被搜查时的现场照片。“一位家属在参观贪官案例主题的时候，一下子放声大哭，后来才知道，她看到了自己的亲戚。”

　　潍坊市检察院预防犯罪处处长潘月明透露，有的干部参观完基地，接受预防警示教育后，很快去自首了，“有三四个这样的例子。”

　　忏悔书成为“教材”

　　继去年编撰了《忏悔录Ⅰ》后，四川省纪委今年继续编撰了《忏悔录Ⅱ》，并印刷6.4万册，免费发放到全省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手中。该书梳理了24件典型案例，书中还设计了“回执单”，要求乡科级以上党员干部学完后，必须填写回执单，撰写读后感言。

　　采取这种方式的，还有很多：贵州省纪委收集了27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自书的检讨、悔过和现身说法材料，编写了《违纪违法人员忏悔录》；江西省对2011年换届以来查处的党员领导干部腐败案件进行梳理汇总，编印了《2011年换届以来江西省纪委查处严重违纪省管干部忏悔录汇编》；武汉市纪委则将该市查办的13名局级干部、9名处级干部的忏悔材料编印成《忏悔录》一书，组织全市近2万名党员干部学习……

　　而季建业在接受组织调查期间，撰写的《我的悔过书》也成为了反腐败的“典型教材”。江苏某省属企业的高管透露，这份悔过书被以电子材料的形式发送到单位纪检组，并用幻灯片的模式进行了播放。

　　根据各地官网发布的新闻，中央纪委办公厅编辑的《中纪办通报（第四期）》对这份悔过书进行了摘要，并下达到各地。

　　组织领导旁听庭审

　　组织领导干部旁听庭审，也成为多地警示教育的重要举措。5月27日，湖北省赤壁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该市教育局原党委委员、人事股股长、招生办党支部书记舒楚雄涉嫌受贿案，赤壁市以此为契机组织80名党员干部参加庭审旁听教育活动。

　　舒楚雄在最后陈述中说：“在庄严的国徽下，我无地自容。在教育系统工作了33年，从一个农民的儿子到当上人民教师，逐渐成长为校长、公务员、人事股股长，每次进步都是党的培养和自己努力的结果。近两年，我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抬头，损害了党员干部和教育系统的形象，我对不起组织，也对不起家人。失去自由和尊严我才明白了自由的可贵，才懂得了敬畏党纪国法。”

　　今年11月26日，新疆温宿县纪委组织70名权力集中、群众关注度高、易发生腐败的重点岗位“一把手”参加了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乡原党委书记张建平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案件的法庭审理。

　　“我从一个农民的儿子一步步当上乡党委书记，反观我的仕途，可谓是一帆风顺，我却没有好好珍惜，放松了对自我的要求，抵挡不住金钱的诱惑，如今沦为阶下囚。我想用自己最切身的感受告诫大家：永远不要去触犯纪律和法律……”被告席上张建平声泪俱下的忏悔，使在场的每名旁听人员的心灵受到强烈震撼。

　　组织干部参观监狱

　　还有多地组织领导干部对监狱进行了参观，敲响警钟。去年，国家发改委由3位委党组成员带队，分3批赴北京监狱、燕城监狱开展廉政警示教育，机关和直属、联系单位高风险岗位的200多名司处级领导干部参加，部分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让参观人员受到极大震撼。

　　根据介绍，活动主要是参观监区、食堂、会见室等服刑人员生活的场所，请部分职务犯罪服刑人员现身说法，讲述从领导干部蜕变为腐败分子的过程，剖析失去自由的痛苦，以及这一人生重大挫折给亲人和家庭带来的伤害。

　　据媒体报道，获刑12年的国家外汇管理局管理检查司原司长许满刚，是现身说法的职务犯罪人员之一。许满刚对自己身为国家公职人员和法律专家，“知法懂法，却不能守法”的犯罪行为进行了深刻剖析，其“敬畏法律、珍惜现在、不忘责任、自立慎独”的肺腑之言，不但是对自身犯罪行为的深切忏悔，更是对在场党员干部们的生动劝诫。

　　此外，这样的警示教育还有一种“升级版”：带着配偶去参观。

　　今年5月，湖北省十堰市70多名重权在握的市直部门“一把手”及其配偶分别走进市看守所警示教育基地“监区”体验，聆听落马官员“现身说法”，感受“高墙下”与“铁窗内”的人生落差，领悟“贪廉一念间，悲喜两重天”的真谛。

　　参观人员感触地说：警示墙上不少是熟人，其中还包括因为“哥们多、牌局多、票子多”而被称为“三多书记”的房县原国土局局长吕兴国。

　　看到丈夫昔日的上级正在度过的铁窗生活，以及他们痛心疾首的人生悔悟，一位局长夫人表示，一定当好家庭“纪委书记”，锁好自家门，管好自己人，用清廉家风把住“权力后院”，用行动支持丈夫的事业。

　　综合中央纪委监察部官网、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