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平等的产假”怎么休：孩子一岁半前爹妈全陪

在瑞典，超过80%的男性选择休产假。　资料图片

　　徐长扬

　　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草案）》，删除了晚婚晚育、独生子女的奖励规定，引发了人们关于“婚假产假会不会缩水”的焦虑。焦虑背后，是人们对于带薪休假制度切实落地的渴盼。

　　瑞典虽然没有婚假，但却拥有被称为世界上“最平等”的产假制度。那么，瑞典人的产假是怎么休的呢？

　　休产假不会影响前途

　　瑞典的产假很“慷慨”。

　　首先，瑞典产假时间之长，令大多数国家自叹不如。依照瑞典法律，准妈妈可以在预产期前7周开始休预产假。从孩子出生到一岁半，父母可以完全休假在家。在孩子8岁或读完小学一年级以前，父母可以将工作时间缩短最多四分之一。以每日8小时工作为例，带孩子的父母可以每天只工作6小时。

　　不过，上述“产假”并不是带薪休假，只是受法律保护的产假时间。瑞典人休产假期间的收入并不由单位承担，而主要依靠领取政府发放的产假补贴。

　　目前有很多国家正在努力减轻工作母亲的生活压力，而瑞典走在了它们的前面：儿童从一岁开始就可以进入享受高额政府补贴的幼儿园，祖父母则可以获得由政府资助的养老津贴。休产假的父母亲在确定会工作之前，可以拿一年的全额工资。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瑞典女性的就业率和生育率很快跃居发达国家前列。

　　除领取政府补贴外，劳动者还可以同雇主就产假期间工资或补贴进行协商。一些雇主为留住人才，愿意给休产假的员工支付一定比例的薪水，以体现企业对员工的人文关怀。

　　瑞典法律还规定，雇主不得对休产假的员工“态度冷淡”。原则上，员工休完产假后的工资不得低于休产假前。

　　瑞典斯堪迪亚银行员工艾米就是从休产假中“获益”的典型之一。当艾米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她为照顾孩子休了一年半的“产假”。其间，银行不仅为她发放额外补贴，甚至在她休假结束后还给予升职奖励。

　　“休产假不应该成为人们职业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艾米说，“无论是哪个级别的员工，银行都鼓励他们休产假；当一名员工休完产假回来上班的时候，她的人生已经变得更丰富，这是我们银行的财富。”

　　率先实行“爸爸产假”

　　在“慷慨”之余，瑞典的产假制度还体现着“男女平等”的理念。在瑞典人看来，带孩子不是母亲一个人的事情，父亲也必须承担同样的责任。瑞典语中还由此出现了专门表示“父亲休产假”的单词——Pappaledig。

　　1974年，瑞典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把只能母亲休的产假替换成了父母双方同时休的“家长假”的国家，头一批休了家长假的男性被昵称为“天鹅绒爸爸”。

　　不过，尽管政府花了大力气做宣传——其中一个宣传广告是一个婴儿坐在一名举重冠军光溜溜的二头肌上，但是当1991年瑞典人本特进入政府部门工作的时候，休产假的父亲的比率在6%左右停滞不前。

　　“我总是在想，如果我们能设法让女性工作得更轻松，那么整个家庭最终会选择一种更为平等的产假计划。”如今67岁的本特表示，“但我后来渐渐明白，其实并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社会是家庭的一面镜子，”本特说，“要想在全社会实现平等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先在家庭中实现平等，而让父亲分享休产假的权利就是实现家庭平等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三个孩子的萨林女士是国会议员，和丈夫分享产假的她知道这项措施一开始也许不会获得广泛赞同。“有时候政治家们必须走在公众意见的前面。”她说。

　　事实上，对此政策最不感冒的往往是孩子的母亲。目前在社会保险局工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学家安-佐菲·杜凡德说，社保局于2003年展开的一项民调显示，夫妻选择不休陪产假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经济问题，其次就是母亲的偏好。

　　男领导带头休产假

　　1995年“爸爸产假”政策的颁发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没有任何父亲被要求必须待在家里，但是如果他不这么做，整个家庭就会损失一个月的津贴。不久，超过80%的男性选择休产假。

　　很清楚的是，政府的补贴是一项很有用的激励措施，也让原本不情愿的公司老板们无话可说。

　　另外，为鼓励父亲多休产假，瑞典社会保障部门还专门设立了“平等奖金”。在休够“法定”的60天产假后，父亲每多休30天产假，可多领取3000瑞典克朗（约为2300元人民币）的“平等奖金”。如果父亲和母亲在休产假上做到“完全平等”，即每人休假240天，这对父母就可领取13500瑞典克朗（约为10500元人民币）的顶级奖金。

　　据堪迪亚银行首席执行官韦斯特格伦介绍，自瑞典出台要求父亲休产假的规定以来，斯堪迪亚银行一直对休产假的员工给予额外补贴。

　　他说，员工们需要意识到，人的一生不仅包括工作，也包括私人生活，人们应该处理好这二者的关系。休产假，则正好为员工们提供了一个在工作与私人生活之间“保持平衡”的好机会。“男人们应该明白，休产假也有他们的一份，”韦斯特格伦表示，“这种做法应当受到鼓励。”

　　在韦斯特格伦看来，为员工休产假提供的额外福利也是企业吸引人才、保持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

　　去年夏天，韦斯特格伦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产假。“我是公司的领导层成员之一，我认为，让大家看到我‘带头’休产假是很重要的。”

　　欧洲外事部部长博基特·奥尔森说道：“在现在的女性杂志中，霸王龙般的男子气概已经不能排在　‘最具吸引力男人特质’的前十名了。”曾经游说过欧洲政府更多地关注父亲的奥尔森女士，现在已怀有八个月的身孕，而她的丈夫——一名法律专家，已经准备好在孩子出生后休产假了。

　　“现在男性也可以拥有一切了——既能在职场上获得成功，又能做一个负责任的爸爸。”她补充道，“这是一种全新的男子气概，而且更为健康。”

　　然而，人们也意识到，高收入高学历的男性对休产假的接受程度较高。社民党妇女联合会主席纳林·培克古尔女士说，从事个体经营，以及农村和移民社区的男性休产假的愿望要小得多。在她所居住的有大量移民定居的斯德哥尔摩郊区，传统的性别角色基本没有改变，男性休产假的也很少。

　　谁为“最慷慨产假”埋单

　　在瑞典街头，时常可以看到像韦斯特格伦一样的“超级奶爸”。他们推着婴儿车，装着奶瓶，带孩子晒太阳，逛公园，也在洗手间里笨手笨脚地为孩子换尿布。不过，一旦宝宝心情不好，放声大哭，也成了最考验“奶爸”们的时候。

　　瑞典慷慨的产假制度可以被看做是瑞典整个高福利社会保障体系的一个缩影。不过，这种高福利制度的背后必定需要高税收的支撑。瑞典人每月工资中约四成用来交税，企业或政府机构也要为员工交纳相当高比例的税金。

　　长期以来，“高税收、高福利”已成为几代瑞典人引以为傲的招牌。不过，以产假补贴为代表的高福利与高税收制度往往会阻碍资本的流动性，拖累国家经济发展，成为高福利模式走进死胡同的隐患。瑞典工商业研究学会教授马格努斯·亨里克松和安德烈亚斯·贝里曾在他们所著的书中指出，上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是瑞典高福利社会模式最显著的时期，但同时也是瑞典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的一个阶段。

　　因此，瑞典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便逐步对高税收、高福利的社会模式进行改革，产假等福利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削弱，主要体现在这些福利开始与收入挂钩，打破了以前“靠生孩子、领补贴赚钱”的神话。

　　如今，瑞典人已经清晰地意识到，要想享受高福利，必须先为社会做出相应的贡献。

　　（作者现居上海，曾在瑞典宜家公司交流调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