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仿真枪判无期？冯志明非法持枪支弹药判3年

　　昨日，几乎各大媒体都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呼格案”专案组组长冯志明一审获刑18年》的新闻。可不少网友看完之后大呼其“标题党”，盖因为，冯志明的一审判决丝毫没有涉及“呼格案”。

　　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尚爱云，在了解到冯志明一审获刑18年以后，叹了口气说：“追责还是不到位啊！”不止是呼格家属，一直关注这一事件的广大公众也颇感意外。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标题党”，这则新闻的点击量依然居高不下。《新京报》认为这是一种期盼：“这则消息因为带着‘呼格案’三个字而占据媒体的重要位置，相信很多人贡献出的点击率是出于对司法正义的深切期盼，亦即在无罪宣判和经济补偿之外，呼格一家和公众更关注一个基于程序正义的‘恰当结果’。”微信公众号“力量时评”也是此意：“虽然这条新闻本质上与‘呼格案’没有直接关系，但人们的期盼不可改变，那就是一定要让冯志明这样的人，负满应承担的每一条法律责任。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次的‘标题党’，意外地充当一次检测社会法治关心程度的试纸。而检测结果表明，呼格冤案给社会带来的痛点，不会轻易退去。”

　　“呼格案”的细节不必累述。曾几何时，冯志明落马，就以“呼格案”专案组组长身份进入公众视野。当时内蒙古高院再审宣判呼格吉勒图无罪，两天后冯志明便因涉嫌职务犯罪被检察机关带走调查。而在官方公布的呼格案27人追责名单中，冯志明又以“另案处理”的方式赫然在列。

　　“另案处理”，是一个法律专用名词，更准确、完整的表述应该是“另行立案追究刑事责任”。高亚洲在其个人微信公众号上发问：“至少要对此前的‘另案处理’有明确的说法——冯志明在呼案中到底存在什么样的责任？为什么在一审判决中没有涉及呼案？而不能就这样轻飘飘地将‘另案处理’变成了‘另案不理’。没有解释，便无从让公众理解，为什么冯志明只需要为贪腐负责，而不需要为呼案负责？”

　　“其实，正像此前一家央媒所说的：‘起诉书中虽然没有涉及冯志明在呼格吉勒图冤错案件中的责任，但是，从上述相关报道的脉络看，冯志明此番被公诉的罪行，则确确实实是因为其在呼格吉勒图冤错案件中的责任而案发，且由此被调查、被公诉。’古语所谓：‘我不杀伯伦，伯伦因我而死’，冯志明被指控的罪行中没有‘呼案’，但他也的确因为‘呼案’而落马，正义有时像一条细细红线，细弱却不会断绝，这才让暗室亏心者有所畏惧和忌惮。”澎湃新闻的社论虽然认可正义的到来，但也免不了大声呼吁权威的说法：“不过，对于目前的‘空白’，我们还是期待司法机关有一个权威的解释。毕竟，法院对冯志明的贪腐罪追究已经细化到小数点后两位，司法机关对于冯志明的罪行肯定做了详细的调查，不会也没有必要放过冯志明的其他罪行。是过了追诉时效，还是‘呼案’时间太久，相关证据难以固定？希望有权威的说法。”

　　“‘呼格案’发生在1996年，而此前公诉机关起诉的十几项犯罪事实，集中在2000年以后到案发前的十几年时间。”《京华时报》注意到时间段上的细节：“这意味着，进入司法程序的冯志明案，并没有开启对其在‘呼格案’中法律责任的追究。那么，冯志明的错案责任是否不在刑事追究范畴？而即便错案责任仅限于行政或党纪领域，也不应因其他行为受到刑事追究而放弃对其错案责任的申明与惩戒。”

　　不管是过了追诉时效还是缺乏证据，《三湘都市报》都建议公众理性看待结果：“有观点认为，呼格案的错案责任追责问题，所以是责任人无一涉及法律责任，或许存在多种考量，但因为案件年久，相关的证据或有些已灭失，或有些已不好查证、认定，而导致法律责任难以精准坐实，或许是一大原因。还有法学人士提醒，平反冤案、追究错案责任，更要避免出现违反法治原则的问题——必须重证据，否则，一边纠正错案，一边出现新的问题，就成了悖论。笔者认为，如果确实存在证据因年久而灭失等问题，公众也应该理性地接受难以追究错案法律责任这个结局。”

　　然而，这个世界总是充满了讽刺的事实。就在冯志明被宣判的同时，另一则新闻开始在网络上疯传——2014年7月，18岁小伙刘大蔚通过QQ向台湾卖家网购24支仿真枪，共计30540元，后被福建石狮海关缉私分局逮捕。经鉴定，24支仿真枪有20支具有致伤力，被认定为枪支。经福建泉州中院一审、福建高院二审，最终以走私武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刘大蔚家属委托律师向福建高院提交刑事申诉状，请求撤销该案判决启动再审。18日，福建高院决定再审刘大蔚走私武器一案，择日依法公开开庭审理。该院复查该案后认为，原判以走私武器罪，判处原审被告人刘大蔚无期徒刑，量刑明显不当。

　　24支仿真枪被判无期徒刑，而冯志明的判决中“以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写得明明白白。如此量刑反差，刺激舆论联想到“冤假错案”的关键词，也就不足为怪了。

　　舆论对于冯志明罪名的不满，也许就像高亚洲感慨的：“对于这样一桩案件，它的判例价值，远不在本案此身，因为它牵连着一桩事关人命的冤假错案，所以关乎着呼案中所失去的正义能否得到完整的救赎；而置于更大现实背景来看，当冤假错案仍未告别，当司法生态仍显脆弱，对冯志明案的‘较真’，有着更深远的现实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