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没有想好,要抽点时间好好想一想。”张焕枝选择了回避。
22年来,作为母亲,她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落在儿子聂树斌头上的“强奸、杀人犯”几个字“去掉”。为了这个目标,她走过河北、北京、山东、辽宁。12月2日下午,最高人民法院的警车终于将她送上了回家的路。
亲友、律师、村书记、“一起告状的朋友”、媒体的电话和短信轰炸了她的老人手机。外界的关注和祝贺让她确定——“终于把清白争回来了。” 12月2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原审被告人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再审案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历经二十多年申诉再审之后,张焕枝觉得,终于可以带着公平和公正回家了。
号啕大哭
听到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庭长胡云腾读到,“聂树斌无罪”时,张焕枝号啕大哭。
一起参加开庭的妹夫对张焕枝的痛哭印象深刻。2005年,当河南商报 《一案两凶,谁是真凶?》的报道传进聂家,张焕枝也曾这样痛哭。
“今天是高兴、激动的。”张焕枝一字一顿强调。痛哭似乎真的一扫此前的阴郁。最高人民法院安排了警车送她一程。在开往沈阳北站的车上,此前接受了将近2个小时采访的她,打开关闭的手机,靠在座位上,听女婿张聚军一条一条读出未读信息。
听着各种信息,坐在后排的随行家人议论:“陕西也知道这个事?”“全国都在直播呢”“法国的,问什么时候有时间”……
作为72岁的申诉人,张焕枝早已经是“老花眼”,更多时候她只能靠听。
一直低头看手机的律师李树亭突然扬起手机,“河北高院回应了,”他转向后座的张焕枝,“河北高院坚决服从并执行最高法院的再审判决,谨向聂树斌的父母及其亲属表达诚挚的歉意。”
张焕枝一直悬着的心放下了。
12月1日,在赶往沈阳的火车上,她还盯着车窗外的一轮红日,心情忐忑——一方面担心判决结果,另一方面,在漫长的申诉后,也害怕判决后的国家赔偿和追责会再次遭遇阻力。
“最高法院的判决,到哪里都要执行的。”最后排的亲戚说。
张焕枝淡绿色的老人手机,越来越频繁响起,报出一串又一串号码。
女婿张聚军犹豫接还是不接。张焕枝接过来,语气平和,“我们今天到家会很晚,明天一早吧,好不好?”
她不厌其烦重复着相同的问答。每重复一次,那个曾经笼罩在聂家的“强奸、杀人”的罪名似乎能褪去几分。
她心情愉悦,甚至开起玩笑:“现在网上都能买东西,送到你跟前。我的老天爷,我去商场都不知道咋买。”火车站取票时,她还是发现了自己的进步。以前去北京,不会网上买票,也不会自己取票。如今,女婿买好车票,她已经能自己点着屏幕,“摁出来了。”
等待22年的判决
村书记打来电话,“张焕枝,你没白努力。”她哈哈笑,说以前努力的艰难不想了。曾经“一起告状的”(朋友)也发来祝福。她最惦念的是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她之前经常打电话,让我保重身体,一定要等到树斌平反的那一天。”
张焕枝已经记不清与呼母的相识是在哪一年,她只记得,彼时呼案尚未被内蒙古高院提审,聂树斌的案子“更是没有动静”。
两个命运相似的母亲受北京一家报社邀请,到北京接受采访,此后便一直互相勉励。12月1日晚,呼格吉勒图的母亲在微博上提前送上了对聂树斌再审判决的祝福。一天后,张焕枝用“非常满意”形容那份等待了22年的判决。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的判决,最高法认为原审认定聂树斌犯故意杀人罪、强奸妇女罪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聂树斌有罪,据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
律师李树亭说,在最高法低调再审的半年中,他向合议庭提交了一份《关于聂树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案再审关键问题的重点说明》。
这份3万余字的意见,直指案中供述记录、作案时间、作案工具、被害人死因等方面的疑问。
“最高法第二巡回法庭的法官曾与张焕枝和李树亭进行过多次、深入交流。11月25日,法庭的工作人员,借用了河北高法的办公室,与二人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会见。”聂树斌案申诉再审的深度参与者之一马云龙告诉新京报记者。
2005年,马云龙在担任《河南商报》顾问时,最早报道了聂树斌案的“一案两凶”,并引发全国关注。
“他们很有耐心听你讲所有的意见。”张焕枝说,这与之前被“拖”的感受完全不同。
律师黑发变白发
高铁上,信号时断时续。谈到兴起,电话断了,再接起时,张焕枝一遍一遍解释,“不是我不方便,是信号不好。”
这是被磨砺出来的友善和练达。
2005年,马云龙拿着报道第一次找到张焕枝时,她还是一个“惶恐”的农村妇女,“她哭诉儿子的遭遇,对能否改变结果有些犹疑。”
后来,她用笔记本,记下每天见过的人、每一次到北京的转车方案。局促中慢慢学着与法官、律师、记者打交道。在12月2日的媒体采访中,她说话硬气、果断,为了疏导围堵上来的记者,她还建议“大家都往后退一退,这样都能拍到。”
改变的不止是张焕枝。接完一个记者的电话,她略有感慨。她算了下,这些年接触的记者已经有四代。2005年她最早接触的一位女记者,随着案件的推进,经历了单身、“谈对象”、怀孕,带起了孩子。
“你想,二十多年是多久吧。”张焕枝望向窗外。
二十多年不仅是久远,还遍布坎坷。在2005年,王书金主动供述自己是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强奸杀人案的真凶之前,张焕枝每个月找法院要“依据”。2005年王书金出现后,至2014年12月之前,聂树斌案陷入漫长的停滞。马云龙用“纹丝不动”形容推进的艰难。在2014年异地复查后,又经历四次延期。
在案件推进最艰难的时期,代理律师李树亭甚至剃了光头,“出家修行两个月”。如今,与张焕枝打了11年交道的律师李树亭,也从最初的黑发变成满头白发。
期待回归平静生活
按照原计划,代理聂树斌案最长时间的律师李树亭将在宣判后退出。李树亭认为自己对国家赔偿相关业务并不擅长,希望能有更合适的律师代替。
张焕枝挽留了李树亭,她挽留的理由很简单,11年的交道,李树亭用农村人的话说,“能干”,更重要的是“我们是一家人。”
最高法宣判后,胡云腾大法官向张焕枝详细讲解了国家赔偿的问题。“两年内提出,并且可以向河北高院申请法律援助。”张焕枝催促李树亭留下来,尽早开展国家赔偿和后续追责事宜。
李树亭应了下来。同时,他还有更重要的事。
他计划从即日起,着手整理在代理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日记、代理意见,“总要给历史留下一份真实可信的记录”。作为中国异地复查第一案,李树亭认为可以反思和总结的内容还很多。
在山东高院复查期间,曾就聂树斌案召开听证会。李树亭透露,此后,最高法委托中国政法大学就冤案申诉再审中的听证会问题进行立项研究。“这有可能成为一项制度性的内容建设起来。”
张焕枝的家人更关注眼下的生活。“我妈今天说了一天满意,”女婿张聚军说,满意只是对最终的结果,生活还是这样,没有什么变化。谈起二十多年的申诉路,张焕枝的弟弟和妹夫直摇头,“对人的打击太大了。”
张焕枝期待和老伴儿回归平静的生活。她酝酿了一路上坟时对聂树斌说的话。如今,她已不再梦见站在门口唤她开门的21岁的儿子。
“今天,是22年中最轻松的一天。”昨晚9点30分到达石家庄时,在火车站围观的人群中,她说,“我这次是带着高兴回家了。”
新京报记者 李兴丽 沈阳石家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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