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0米深海上的年轻人：孤独与漂泊 梦想与现实

　　大洋43航次科考船已出海20天，还将在海上待30天。

　　这是走航最远的一次——从中国舟山起航，经中国南海进入西南印度洋，完成初步国家科考任务，最终停靠非洲毛里求斯。搜狐受邀记录全程。

　　船已在印度洋5000多米深海漂了几天，还有十多天才到作业区。除了24小时轮值、每隔1小时记录复杂数据之外，剩下的就是等待。

　　38名科考队员大多是第一次远洋的80末、90后年轻人，刚出海的兴奋几乎消失殆尽。适应了每一秒都像6级以上地震的摇晃，甚至连“生无可恋的”晕船也没了，如何消磨孤独成为问题。

　　船经赤道时，有人写诗、留联系方式塞进漂流瓶，有人把写着“我爱你”的白T恤扔进大海，向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女友示爱；海天一线、霞光万丈时，有人在船头演泰坦尼克号Jack和Rose“I am flying”（我在飞）的经典一幕。

　　甚至连侦察机也成为消遣的一部分。清洗甲板时，一架澳大利亚侦察机从天边急速飞向船，有水手抄起水龙直射飞机，“来呀来呀”，一群人欢呼。

　　这是一群梦想在海里的年轻人，每一次深海沉浮，都藏着他们的梦想和喜忧。

（大洋43航次第一航段为期50天，38名科考队员正处于印度洋5000多米深海。搜狐 吴雪峰 摄）

　　年轻的“老水手”

　　纵乐乐是船上最年轻的水手。皮肤古铜色，六块腹肌，戴个滴血莲花的手串，常把“洒家”放嘴边儿。

　　这位安徽淮北小伙，1989年生，16岁出海，至今已近12年。除了南北极，他几乎走遍大半个地球——他想过当海盗、隐居山林、环游世界探险。

　　值海盗班的时候，他的故事比天上的繁星还多。

　　船上的女大学生盯着他。“你知道吗，十年前，我捞上来一个150公斤、直径一米五的怪物，说是个鱼吧，鱼鳍上下朝天，”他说，“后来日本船来拉货，我们准备扔了它，日本人看了两眼放光。嘿，你猜咋？他们挖出碗口大的鱼肝，船长和大副就这么生吃了，哎哟喂，我们看傻了都......”

　　纵乐乐同样是科考船上的老船员了。从2014年“向阳红10”号科考船下水，他就在船上，一年在海上待九、十个月，这基本上也是船员能够忍受的极限。

　　船上没有专业理发师，他从去年开始练习理发，第一次给人理坏了，越理越短，索性推成光头。一年来，他已经能在男人的脑袋上，熟练地推出“！”、“爱心”、“wifi”等图案，连船长也找他理发。

　　这次，出海十来天后，他又在一名科考队员头上弄出来一个大大的“？”，接着就有女大学生主动找他剪刘海。

　　船长定下规矩，海上不能谈恋爱——而船员经常在海上几个月，一年只回一次家，谈情说爱并不容易，没对象的人，到家就被安排相亲；有对象的人，一回家就被催婚……

　　纵乐乐今年7月回到老家，上午和小他三岁、“很嫩很学生气”的姑娘相亲，下午就拿到了新房的钥匙。但只陪了女孩两个月，他又出海了。

　　他赶上了好时候，出海12年来第一次能在海上连接wifi，不过网速只有不到10K。在穿越巽他海峡那晚，凌晨3点，他终于等来了印尼信号，火速开通80元一天的流量包，把最爱玩的几款游戏全部更新了。

　　现在，他一边种着绿萝、芦荟，打单机游戏，一边捡空闲、有信号的时候，跟岸上的女友聊天——“哪有什么孤独与寂寞，海上能聊天就谢天谢地了。”

　　他的女友温柔、善解人意。出海之后，对方从未埋怨过他，每次聊完天都说句，“我等你”。“等我回来。”纵乐乐回。

（5000米深海，大洋43航次科考队员、浙大研究生藤国超，站在船头，想模仿泰坦尼克号的经典一幕。）

　　母亲和准父亲

　　东北石油大学讲师、32岁的毛毳是船上唯一的母亲，有一个4岁的儿子。

　　她身高一米七，戴副红框眼睛，声音细软，更像是大学生。她喜欢独来独往，很少跟船上另外7个女孩子一起唱歌、打球。

　　第一次出海，来之前，她对这次难得的科考探险之旅满怀憧憬。出海之后，却连续晕船半个月，吐到肝肠寸断。“难受的时候只求用一切换不晕船。”

　　4岁的儿子操着东北腔，在微信语音里鼓励她，“妈妈，你现在咋老晕船呐，50天很快就过去了，哈”。

　　同样做矿产地质研究的丈夫也鼓励她，“你那么多事都经历过来，晕船算个啥？”

　　毛毳读初中时，母亲去世；研究生答辩半个月前，弟弟被杀害，她一个人处理了后事；怀孕四个月时，她挺着大肚子，去新疆独立出差20多天，一边担心流产，一边买加价450元的黄牛票，坐一天一夜火车回家。

　　出海以后，她长时间躺在床上。科考船剧烈摇晃的夜晚，她梦到自己在医院的停尸间，却逃不出去。

　　“妈妈，我在吃鸡大腿呢”，“妈妈，我想你了”，“妈妈，我可乖呢，你就安心工作吧。”从未成功接通语音视频的她，只能一遍遍听儿子的语音留言。

　　相比之下，毛毳的同事、同为东北石油大学讲师的刘金霖，运气实在好，他有两次接通了QQ视频。

　　34岁的他即将成为父亲，他对妻子说，希望生个儿子，但不要从事他这样的事业。要是生个温柔漂亮的女儿，将来嫁给别人，心疼。他想让将来的孩子听听海浪，妻子把手机贴在肚皮上，他大声说，“儿子，你还好吗？”

　　妻子是刘金霖的研究生同学，若不是怀孕四个月，她都想跟他一起来海上——他在甲板上拍摄下每一次飞鱼的跳跃，每一次海鸥的翱翔。

　　对将要出生的孩子的思念，几乎填满了他所有空闲时间。落日黄昏，繁星夜空，他都在琢磨，怎么嵌入大海的元素，给孩子取个名儿。

　　体重200多斤，他本就不敢多吃饭，晕船吐了的时候，肚子里翻天覆地。他在微信里自言自语，“儿子，老爸又吐了，你将来要比老爸强才行！”

　　但这相比从前，简直太幸福了——2006年刚大学毕业时，他在大庆草原看油井设备，晚上冷的时候就去库房偷酒喝。他还在新疆待了三年，什么苦都吃过。

　　他想成为导师的导师那样的人——一位70多岁的加拿大女人，她做了一辈子科研，没要孩子，在全球最顶尖的《Science》杂志发过三篇文章，她的丈夫做脑癌手术时，她还在手术室外边等候边给学生改论文。

　　“与其说向往大海，不如说是更想体验、冒险。”过赤道那天，刘金霖把陪伴自己多年登山生涯的衣服扔向大海。

　　出海，对他而言，不仅是把科研材料从陆地转向海洋，为申请科研项目做准备，更是把足迹从山川河流扩张到大海大洋。

（途经赤道时，科考队员、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的张云博，把写有"我爱你"的T恤扔向大海，给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女友示爱。 搜狐 吴雪峰 摄）

　　深海漂泊者

　　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成为“科研夫妻档”，成为探秘深海大洋的漂泊者。

　　27岁的刘持恒北京大学博士二年级在读，如果不是戴着戒指，你很难想象这位平头短须、一脸书生气的男孩，已经结婚了。

　　今年9月，他和相爱6年的本科同学结婚，蜜月前后就定了出海的行程。这是他婚后第一次出远门，也是他第二次出海。他要为博士论文做准备，寻找那些在海上从未发现的多金属硫化物，当然，这得靠运气。

　　出发很匆忙，头天晚上9点才收拾行李，次日一早便出门。

　　幸运的是，妻子给他带的杨梅酒，在海上派上了用场，小酌几口能解馋解闷。遗憾的是，出海前没下载准备更多的文献材料。

　　“这次出海更像是忙里偷闲。”刘持恒说，在陆地上，总有一些琐事，现在与世隔绝，反倒有大把的时间来看文献，学习新的知识。

　　每天7点起床，吃完饭他就开始看文献，中午午睡比陆地上多一倍时间，有三四十分钟，下午继续看文献。晚上觉得闷了，便看电影、和队友打牌，但每次消遣过后又觉得浪费了时间无比内疚。

　　听说有人在大半夜接通了微信视频，刘持恒开始时不时找地方测网速，但没一次成功。

　　妻子在中科院，正在忙博士中期答辩。原本，他等妻子每晚10点多忙完才联系，但发送消息断断续续，或者延时或者因为没信号而发送失败。他担心妻子联系不到他，会沮丧。

　　回到北京，他和妻子也是“异地恋”——从妻子所在的怀柔区到北京大学，要三小时车程，他们只有周末才见面。

　　新婚不及百日就出海50天，他心怀内疚，想到毛里求斯、机场免税店，多买点东西送给她。

　　三年后才博士毕业的他，已经在被现实提醒，是继续留在房价动辄上十万一平的北京，还是回到幸福指数更高的老家成都。师弟师妹也也有类似的问题，硕、博之后呢，出国深造还是继续在国内发展，要一直在海上漂吗？

　　似乎只有大海才能让他暂时忘记这些，夕阳下的船头，刘持恒对着大海呐喊，“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我是世界之王）。

　　作者：吴雪峰

　　稿件来源：搜狐公众号《聚焦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