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泳

　　并不是非典型肺炎3％—4％的致命性让人恐怖，而是它的新鲜性。“新病毒”是全球公共健康部门最害怕听到的字眼，但比SARS更凶恶的传染病一定会到来，人类对此还没有准备好。

　　现代性的病毒

　　也许并不偶然，两件对全球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事情在目前同时发生：第二次海湾战争，还有非典型肺炎的迅速蔓延。今天的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远为直接而感性，因为美国对伊拉克之战乃是“一场事先被张扬了的战争”，但他们对那些无形的病毒攻击者的突然发难则完全没有准备。他们预计到了战争，但没有预计到另一个强大杀手——流行疾病。

　　事实上，人类与病菌搏斗的战争可能更加残酷，也更无止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战争受害者死于战争引起的疾病的，比死于战斗创伤的更多。现代医药出现前的流行病曾给人类留下触目惊心的杀戮记录：1918年的流行性感冒传染了当时世界人口的一半，在每20人中就有1人倒下；黑死病在1346年到1352年间杀死了欧洲1/4的人口，在有些城市里死亡人数高达70％。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演化生物学家贾雷德·戴蒙德指出，整个近代史上人类的主要杀手是天花、流感、肺结核、疟疾、瘟疫、麻疹和霍乱，它们都是从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传染病。这与我们今天对非典型肺炎来源的猜测相当一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证实了这种一致性。欧亚大陆由于农业发达，源自动物的传染病也就比较猖獗，这使得历史上农业的出现成为群众性传染病形成的开端。其中的原因有二：一是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二是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当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

　　如果说农业使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它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在缺乏有效的公共卫生系统的情况下，更加稠密的人口只会使病菌更多和更快地孳生。工商贸易的兴起导致人口和货物的广泛流动，为病菌创造了超出发生地以外的广大的繁殖场，喷气式飞机本来是为了人类的方便，却也可能演变成传染病的强有力的载体。SARS病毒在短暂的时间内传播到四个大陆和十几个国家，就证明了在我们今天发达的国际体系中，病毒可以和人一样轻松来去。人们原先认为不过在遥远的国度引起一些古怪疾病的病菌，可能在一瞬间就来到面前施展致命杀招。

　　我们到底害怕什么

　　历史经验说明，战争可怕，然而瘟疫和传染病更可怕。不像战争，人们津津于计算其经济得失，对疾病的经济影响的研究一向有限。有种说法是，由于黑死病导致劳动力短缺，加速了欧洲封建制的瓦解，但经济史学家们并没有在这一点上取得共识。美国的三位学者曾经就1918年大流感对1919至1930年的美国家庭人均收入的影响做过分析（这一传染病造成67.5万美国人死亡），他们的发现多少令人惊讶：那些死亡人数最多的州其后的发展速度也越快。疾病对它们的短期影响非常大：从1919年到1921年，这些州的企业破产率高于其他州，但它们随后就赶了上来。

　　我们这个时代最令人恐惧的传染病——艾滋病，也证明了要想计算传染病的长期经济影响并不是一件易事。在那些受其打击最严重的国家，按道理说经济会显著地放缓，因为艾滋病很容易导致死亡，而亡者的大多数正当他们的盛年。但迄今为止的研究显示，艾滋病至多造成年人均GDP损失一个百分点——情况不可不谓严重，但远没有到灾难化的程度。对此的一种解释是，由于大量染病者死亡，艾滋病减缓了现有的对土地和资本的人口压力，因而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不过，当事情牵涉到人们的生命，你是很难用干巴巴的数据来完全对之加以解读的。在艾滋病的蔓延中，国家损失的不仅仅是人，还有附着于人身上的人力资本。像战争一样，传染病会引发人们的强烈情感反应，其中，最挥之不去的，一是恐惧，二是愤怒。而这两者无不与风险有关。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风险在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中无处不在。投资者决定投资项目时，外科医生动手术时，工程师设计桥梁时，企业家创办企业时，宇航员探测天体时，运动员竞赛夺标时，政客竞选时，风险都会如影随形，紧伴左右。正因如此，今天的管理者们将不得不对风险管理投入越来越多的精力，用风险管理专家彼得·伯恩斯坦的话说，“风险管理可以在决策的诸多领域给予我们指导，从收入分配到公共健康保障，从战争到家庭计划，从保险费的支付到系安全带，从种植谷物到营销脆玉米片。”

　　风险这个词来源于古意大利语risicare，意为“害怕”。心理学家认为，我们对风险的本能认识受四个因素的影响。

　　第一，我们祖先的历史令我们对一些东西感到恐惧。早在石器时代，人类的情绪就被自然界检验和塑造了，那时的风险在我们心中固化下来：我们至今害怕蛇，蝎子，蜘蛛，虽然这三样东西合起来每年致死的人少而又少。飞行或许比骑车安全很多，但我们过去的生命史决定了我们害怕禁闭和高度，所以也就害怕飞行。

　　第二，我们害怕我们所无法控制的东西。据估计，滑雪比食品防腐剂造成的健康风险要高出1000倍，但仍然有很多人愿意愉快地冒滑雪的风险，因为这是他们能够控制的。驾车是我们能够控制的，飞行则不是。“自己能够很高兴地做的事情，我们厌恶让他人替我们做，”风险分析家昌西·斯达尔如是说。

　　第三，我们害怕立刻的后果。十几岁的少年对吸烟的害处不以为意，因为他们只在乎当下的快感而不是遥远的未来。飞行的危险主要体现在飞机的起飞和降落中，而驾车的危险则被分散在无数的时刻，风险也就被相对化解了。

　　第四，我们害怕记忆里的鲜明印象。协和飞机在巴黎上空爆炸，或是联合航空公司175航班一头撞进世贸中心的景象，都在人们心头留下长久的印记。记忆的唾手可得为人们判断风险提供了本能的经验法则。因此，大多数人都认为意外事故比中风更危险，谋杀比糖尿病更致命。而在现实中，死神借中风而掳去的人数是意外事故的两倍，借糖尿病而掳去的人数是谋杀的两倍。

　　以此来看非典型肺炎，在人类历史上的传染病诸恶中，SARS 病毒只是一个小角色。此病的死亡率只有3％～4％，而与之相较，埃博拉病毒能够杀死90％以上的感染者。所以，人们似乎是有些反应过度了。此病被渲染的程度可能超过它的真实损害程度。

　　但是，必须认识到，并不是非典型肺炎的致命性让人恐怖，而是它的新鲜性。它不是像天花和麻疹等等那样已知的东西，人们熟悉疾病传染的过程，也懂得控制疾病的方法。虽然保健工作者们在努力工作寻找非典型肺炎的病源以及它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但没人知道它到底是如何传播的，又会肆虐多久。

　　危机处理的精髓

　　在面临风险或危机时，如果恐惧不能迅速消除，愤怒的情绪就会登场。

　　愤怒首先指向的是相关管理者的“鸵鸟心态”。危机一旦爆发，企业或机构必然处在外界的一片指责声中，按兵不动或采取鸵鸟政策都是大忌，惟一的办法是由发言人以最短时间发表坦诚的声明，承诺将迅速对危机进行处理，并及时对外通报。此时的企业或机构必须认识到，只有诚恳的态度才是挽救事态的惟一途径，傲慢无礼或推诿责任只能招致外界的更大反感。首先是要迅速反应，至于事件的真相到底如何，应在随后进行调查。

　　信息的不透明也会招致很大的愤怒。在危机管理时必须注意，危机初发时期以掩饰态度处理是最不可取的一种行为。一定要“说真话，赶快说”。因为一旦外界通过别种手段了解到某些事实真相，将会使企业或机构陷于非常不利的局面。

　　非典型肺炎危机挑战的是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在公共健康领域，知识就是力量——也是及时干预治疗的关键。如果不提供关于疾病的精确数据，就可能会有更多的人感染和死亡。要使疾病得到真正控制并防止今后出现更危险疾病的爆发，信息的公开是至关重要的。英国疯牛病的处理情形就是明鉴：当事情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而不是告诉人们一切正常，可能会挽救更多的生命、节约更多的金钱，尽管这样做要经历一个十分痛苦的过程。

　　“新病毒”是全球公共健康部门最害怕听到的字眼，而这些病毒又往往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出现，这些国家不仅资金匮乏，也缺少有效的机制和足够的受过培训的人力来预先发现和处理新的疫情。但是，如果它们想走向现代化，就必须建立一个拥有处理激增事件的能力的公共卫生系统，也就是说，卫生部门有办法迅速诊断和治疗数量庞大的急性病患者。

　　目前所有的事实都表明，我们和我们的病原体正在一场逐步升级的演化竞赛中打得难解难分。比SARS更凶恶的传染病一定会到来，但人类对此还没有准备好，无论是在医学上，心理上，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准备不足。这样看来，非典型肺炎也许发挥了一种有价值的警示作用：它告诉我们前面的挑战有多大，设计一个能够充分回应挑战的系统有多难。

　　中国人从来都把危机视作“危险”和“机会”的组合，它是一把“双刃剑”。首先它是一种危险，企业或机构可能由此陷入困境，甚至一蹶不振。但如果处理得好的话，它反而可能给企业或机构带来正面的机会。如同美国管理专家诺曼·奥古斯丁所说，“一次危机既包含了导致失败的根源，又蕴藏着成功的种子。发现、培育，进而收获潜在的成功机会，就是危机处理的精髓；而错误地估计形势，并令事态进一步恶化，则是不良危机处理的典型特征。”

　　非典型肺炎提醒我们的是，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危机预警系统和处理系统，确保机构在各种困难面前转危为安。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机构不可避免地要面临风险和危机，就如同人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病菌和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