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高昱

　　毫无疑问，我们正身处难关。受非典型肺炎的影响，诸多社会、经济、文化活动被迫取消或无限期推迟，更多的省份和城市报道发现新的病历，一些城市出现了公司放假、学校停课的情况。在社会上，尽管各级政府和传媒已经开始大规模提供非典型肺炎相关疫情的动态信息，但传言依然流行。

　　《商务周刊》本期封面故事中，刊登了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德意志银行、JP摩根、标准普尔等国际投行和咨询机构有关“非典”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评估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受影响最烈的香港和中国内地，在居中预期的情况下，全年GDP将下降0.1和0.6个百分点，在较差预期情况下，GDP分别下降0.5和1.1个百分点。而所谓“居中预期”，就是疫情在第二季度得到控制，所谓“较差预期”，指的是疫情在第三季度得到控制。

　　显然，流疫无法在第二季度得到控制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4月17日在记者招待会上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这一不确定性，他指出，非典型肺炎对中国经济肯定会带来影响，但是这个影响，特别是对全年GDP的影响，“现在判断还为时过早，还得由彻底战胜非典型肺炎的时间决定”。

　　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现实：由于病毒的非典型性，所以我们无法把握关于SARS的一些事情，比如它到底有多少强传染性的变种，还比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2月份明明“非典”已经在广东被宣布得到了控制，事隔一个来月后，怎么又突然在香港和北京等地肆虐。而由于无法把握，所以恐慌的情绪比病毒本身具有更广泛和更强大的杀伤力。

　　这是一个危险的因果逻辑链条，通过这个链条，超越事实的恐慌情绪将使整个社会伤痕累累。

　　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必须给自己和他人一个重要鼓励，共渡非典型肺炎难关。

　　我们应该好好向成熟的香港社会和勇敢的香港人学习。香港街头戴口罩的比例非常高，他们似乎很怕死，但社会处于病患危难之时，他们并不躲避和抱怨。在淘大花园被封的时候，居民表现出来的是理解和支持，以及外界对花园居民的关心。

　　报章上说，香港义务工作发展局发出紧急招募“义工”、防御非典型肺炎扩散的通告后，仅仅4天，就有1800多人自愿报名参加。这些义工包括大专学生、家庭主妇、在职人员和退休老人；商界虽然面临生意下滑，但仍以种种方法慷慨解囊，支援医疗前线。有广告公司刊登巨幅广告为港人打气；也有旅行社免费招待奋战疲劳的医护人员去泰国旅行，还有许多公司捐款帮助弱者，勉励他们共度难关。在报纸上，每天都有许多人写下感人的话语，向医护人员致敬。香港的居民不断自发到王子医院前，祝福那里的医护人员早日康复。

　　4月6日，一片萧杀之中，香港第22届金像奖颁奖典礼出人意料地如期举行了。曾志伟煽人泪下地发言说：“非典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的内心。”周润发出人意外地返港，为港人齐心战胜“非典”打气：“香港已经到了最坏的时刻，还用担心更坏吗？”与这些英雄行为相比，电影《英雄》主创人员的缺席，遭到了参加典礼观众和记者们的嘘声。

　　用任何词语形容这次明星秀给香港人带来的信心都不为过。他们有比我们更重的漂泊感，漂泊感的背后，藏着更重的缺乏安全感。600万人挤在一起的弹丸之地，经济衰退、失业高企之时，流疫横行，上千市民被感染。也正因此，他们自觉迸发出来的团结才令人起敬。

　　我们还要向医护人员深深致敬。在大批同行由于同病患近距离接触而被传染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坚守在最前线的岗位，全力救助已经感染或者怀疑感染的病人。他们表现出最高的职业素质和操守。一位在北医三院实习的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在一篇网文中写道，医院领导要求他们充实到病房，他们脸色有些发白，但当领导点到名字时，他们挺起胸膛，大声说：“到。”

　　我们更要做好与流疫长期作战的准备。科学家们刚刚发现了致病病毒，找到对症治疗药品至少还需要几年时间，而如此通过空气传播的强传染性病毒，要将其驱离我们的四周也不是一两个月能完成的任务。我们甚至要做这样最坏的打算：即最坏的情况还没有到来。所以，我们呼吁，民众一方面遵照政府各项措施，积极做好预防工作，注意洗手、通风、消毒，使用一些提高肌体免疫力的药品、食物，减少在人员密集但通风不好的场所停留；另一方面，社会不会因为疫症而停滞，生活还再继续，经济还要推动，并尽可能减少损失，这不仅需要各类组织——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公司，也包括社区和NGO组织——真正起到中坚作用，自发而积极地开展工作，也依靠每一位成年公民的勇气、对我们生存的这个社会的信心和彼此珍重的爱心。

　　非典型肺炎是一种过去从未见过的传染病，“非典”的蔓延过程，也是人们认识它、了解它并最终控制它、战胜它的过程。我们的教训很多，科学家已经确认，它是由动物传染给人的，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新病毒的产生可以在人类头上找到祸因。它的流传表现出了很多与以往不同的特征，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高度风险型的社会里，这同样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那么，面对这样的形势，相应的危机预警和紧急处理系统是否已经建立起来，或者是否像想象中的那样高效实用。还有，中国正从一个政府主导型社会向市场主导型社会转型，但是无论从观念还是行为的惯性看，我们，从官员到市民，对一个有限责任的政府还存在过分的依赖和责怪。

　　依赖总意味着被动的等待，责怪常常滋生怨天尤人的狭隘情绪。对身处难关的我们来说，都不可取。走出流疫危机，打破恐慌链条，只能依靠我们自己的相互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