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称猥亵是“关心下属” 界定“性骚扰”引争议
2002年5月24日02:11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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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说自己受到了猥亵侮辱，另一方却说这是领导和长辈的关心。近日，在贵阳市一起“性骚扰”诉讼中，原、被告双方认识的尖锐对立，再次引出了男上司与女下属的相处，“性的分寸”如何把握的“老话题”。
这起诉讼的第一原告、29岁的王某，系贵阳市南供电局小河分局职工，被告俞炎富58岁，为该局原局长。
在向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提交的民事诉状中，王诉称：2001年5月31日下午，小河分局职工进行第一次“职业道德考试”，她作为第二批考试人员，未参加当天的考试，独自留在办公室。下午3时，被告以谈工作为由，将她叫到其办公室套间的内间，要求她与其挨坐在房内的床上，见她不愿，便大发脾气，威胁要解雇她。她被吓呆了，不敢说话。见状，被告改变了口气，以为原告调换工作为由予以引诱，并在她周围来回走动，然后趁她毫无防备之时，突然面对面一下坐到她的双腿上，强行猥亵、侮辱，时间长达3分钟，虽经反抗和哀求，亦未停手。直到她大声呼喊起来，并用全身力气将其推开。当她跑出被告办公室时，被告还恼羞成怒大吼要解雇她。
诉状说，在市南供电局有关领导的多次教育下，被告承认了猥亵、侮辱王的事实，先后3次写了“赔礼道歉书”。然而，被告力求自保，欠缺诚意的赔礼道歉无法安抚王饱受刺激的心。事件发生后，王心中便充满了恐惧，精神逐渐崩溃，经常目光呆滞、思维混乱，在路上、家中不停地徘徊。2001年6月25日，原告经诊断患了精神分裂症，在贵阳医学院附属医院接受治疗至今。
2001年12月，王的父母向南明区人民法院申请宣告王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委托贵州省安宁医院于2002年3月5日对王作了精神鉴定，结果确认王无民事诉讼行为能力。据此，4月18日，法院作出了指定王父母为其监护人的判决。王父母以自己同样遭受极大的精神损害及经济损失为由，亦作为第二原告和第三原告参与对被告的起诉。
诉状要求法院判令被告赔偿三原告精神抚慰金10万元，以及工作损失、医疗费、鉴定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等3.9万余元。5月20日，此案第一次开庭，原告又当场追加索赔今年1至5月护理费7820.83元。
对此，俞炎富进行了答辩，并提出反诉，声言王家的指控导致“一个即将退休、问心无愧的年迈之人”一夜之间身败名裂，被警方以强奸未遂立案侦查，面临“双开”和牢狱之灾的精神重压，因而要求对方停止对其名誉权的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赔偿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1500元、精神抚慰金2.5万元。
俞说，5月31日下午，职业道德考试进行时，自己正在考场巡视，不可能分身，原告所述所谓非礼行为的发生时间是2001年5月30日。当时，邻近各办公室都有人在工作，如真有挣扎、呼喊等声音，必然引来围观者，为何如今无证人作证？
他辩解，王某是一个合同工，因工作滞后等被找来谈话，这既是自己的职务行为，也体现了单位和领导对王的关心。谈话语气过重、批评较为严厉是事实，但无非礼之举。谈话中，为了减轻王的精神压力，才主动站起来走过去，以一个长辈和领导的口气加以安慰。走动时，膝盖无意碰到她，同时用手轻轻拍了她肩头一下，绝无恶意。谁知王说：“局长，你这样做不礼貌，侵犯了我的人格。”自己便马上回答：“如果你如此理解，那我说声对不起，但你的工作必须做好。”她听了未说话，转身离去。整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
他还列举一系列证言，以证明王在被谈话之前，精神上已有不正常表现，其病情与不存在的“非礼”无关，没有法律上的逻辑联系和因果关系。
对于自己的3份“赔礼道歉书”，俞称是在遭受王家的死亡威胁，并在得到其不打击报复、写了就不追究任何责任的保证后，为使病人尽快康复，才违心写出的。
第一次开庭仅进行到法庭调查阶段结束，便告休庭。法院初步确定15天后再二次开庭。
此案受到了广泛关注。法律界人士指出，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之间的接触与交往越来越多，特别是男上司与女下属之间工作接触的分寸如何把握，怎样的举动算得上是“性骚扰”，是一个很“软”而且因人而异的有不同评判的东西，要制定法律的“硬性”衡量标准操作起来难度相当大。因此，无论此案事实最后如何认定、俞炎富有无主观恶意，其判决及相应的法律依据，都会对今后的司法实践、乃至完善立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借鉴。(本报记者 谢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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