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5月16日电（记者 王建民 孙彦新）恐惧，更多地来自猜测和想象。正因为迄今为止人们对非典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充分，所以非典才显得那么可怕。

　　小汤山医院是世界上最大的非典专科医院，有600多名确诊患者集中于此，这么大的密度，空气中的病毒浓度是不是很高，会不会出现其他不可预知的情况？这成了我们心中忍不住反复猜测和想象的主要内容。

　　临行前，身边的每个人都反复叮嘱我们要注意安全，眼神中满是担忧。进入隔离区前，恰好遇上前来这里考察的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这位当年前线指挥员对王建民说：“你以为你还年轻啊？小汤山不是老山，可不能像当年那样不要命地到处闯了！”

　　医院政委徐达穗的一段话，让这种气氛达到了顶点。他说：“这比真的战场还危险，因为你不知道‘敌人’在哪里，什么时候会进攻你。再说医院刚刚组建，很多地方还不够规范。我个人觉得生命比新闻更重要，没有生命其他一切无从谈起，对新华社的大胆决策，记者的积极勇敢我表示钦佩，但风险太大了，万一你们出了事，就成了新闻中的新闻了……”

　　医院办公区与隔离区之间只有一道半人高的铁栅栏，五六岁的小孩子也能轻易翻过，但我们迈过这道栅栏，却花了一周的时间进行准备，并且再迈出来时，需要隔离观察两周才能回家。5月9日下午，我们终于接到通知可以进入隔离区，一想到“隔离区”这三个字，就不自主地重新系紧了口罩。主管院内防感染的副院长邓传福负责安排我们在隔离区的一切行动。见到我们，他第一句话就是：“咱们先谈防护。”

　　忙碌的工作开始后，紧张的情绪就一下子舒解了。徐政委有一句话所言不虚，1200名医护人员来自全军各大单位，互不隶属，互不了解，即使是在院长、副院长的办公桌上也找不到一个可以利用的院内通讯录。医院初创阶段，事务繁多，医护人员刚到时，病房里除了床和床头柜空无一物，他们义无反顾地充当搬运工，病人的被褥、病号服、生活用品，医用器械、药材，都是他们在48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搬进去的。刚收治患者时，病人的病情和心情都不太稳定，每个医护人员一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累得下了班倒头就睡。别说找不到人，即使找到了，我们又怎么忍心打扰他们？

　　入夜，我们去另一栋楼找济南军区医疗队的负责人了解情况，走到楼下看到的是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场景：楼前的空地上有人在打羽毛球，电话亭下有人在窃窃私语，每个窗口都灯火通明，间或还传出叽叽喳喳的喧闹声和阵阵欢笑……房间内电视电话卫生间一应俱全，高大的落地窗、宽敞的阳台，据说洗澡水都是小汤山的温泉水，美中不足的是三个人一个房间略显拥挤。

　　这就是隔离区吗？孙彦新问陪同我们采访的医院院内防感染督导办主任焦卫红：“您紧张吗？我现在怎么反而不如在外面紧张呢？”

　　焦主任说：“都有这个心理过程，外面的人比里面的人害怕。我不害怕这个病，如果说紧张，我只是担心那帮年轻的医生护士，好多都是独生子女，这时候一个比一个勇敢，真让人感动，他们可千万别出什么事……”

　　想象当中，非典病房里应该是病毒横飞，防不胜防，十分可怕。然而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却无论如何找不到这种感觉。第一次进病房，只到了半污染区，医生允诺我们下次才可以和患者真正零距离接触。半污染区里，医生在电脑前填写电子病历；护士们有条不紊地准备着药品，每份药上都写着病人的床号和姓名。隔着玻璃我们看到，污染区的内走廊里，护士走来走去通过传递窗观察着病房里的动静；外走廊，病人有的在散步，有的在聊天。王建民想拍个抢救场面的愿望可能要落空了。

　　但是，灾难毕竟是灾难，这种平静并不代表非典病毒是和善的。我们第二次进入病房时，采访了一对夫妻。女患者的父亲已因非典去世了，住在另一家医院的哥哥，正处于病危之中。夫妻俩虽然已进入康复期，对视的眼神中却充满了凄楚和同病相怜。当得知“长”得跟护士一模一样的孙彦新是个记者时，他们要求千万别写他们，因为不愿别人看到他们的悲伤。5月10日，住在十四病区的一位男患者73岁的老母亲去世了。母子俩原本住在一间病房，母亲9日病重转入重症监护室，终因并发症肾功能衰竭而不治。护士给了那位男子更多的关照，每天陪他聊天，现在他的情绪平稳，恢复良好。就在我们离开隔离区的前一天，一位78岁高龄的老人成了小汤山医院第二个去世的患者……

　　随着进出病房次数的增多，那一套繁琐的防护措施，我们已经能够熟练地自主完成，而每次进病房时也没有了如临大敌的感觉。这时候每天充盈在我们内心的，更多的是感动。

　　终于在二病区碰到了魏路清主任，见了面我们才知道，我们在找他，他也在找我们，他想让我们呼吁一下，强调奉献精神的同时还要提倡科学态度。看得出他是个很认真的人。一个病人两只手同时输液没法吃饭，护士程堃给他喂饭喂了一个多小时。魏主任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情却很沉重。他对我们说：“你想想，一个健康的医务工作者能挽救多少病人的生命？如果意外倒下，对抗击非典将是多么大的损失？！这个病人完全可以等输完液自己吃。小程的精神可取，但这种做法却不能提倡！”

　　我们赞同魏主任的看法，但对程堃却不想提出任何质疑。

　　武警天津医学院一批还没毕业的学员，可能是医护人员中年龄最小的几个。20岁左右的薛萍、查晓柳是她们中的两个。她们负责一项看似简单却十分繁重的工作——把各个病房的检验申请单、血标本等送到检验科，带病人做各项检查，送结果报告单。

　　穿上三层隔离衣、戴上三层口罩的感觉我们亲身体验过，但每天穿着这身行头在22个病区间走来走去则是我们不能想象的。由于眼罩上的雾气太重，两个姑娘像喝醉了酒一样，走路摇摇晃晃。一个病人看着心疼，搬出一把椅子让她们歇一下，可这个病区的医生等着要报告，那个病区的病人等她们带着拍Ｘ光片，哪有时间歇一歇？终于，在一个闷热的午后，她们几乎同时晕倒在满是病毒的病区里。战友们奋不顾身地背起她们，帮她们消毒、脱隔离衣，请来医生作检查。幸好俩人都只是因劳累而虚脱。

　　劳伦斯·南丁格尔在日记中写道，摆在我面前的有三条路，一是成为文学家，二是结婚当主妇，三是当护士。后来走了第三条路的她，被人们称为“圣洁、美丽、和平、健康”的化身。

　　护士节那天，白衣天使们得到了让她们忘我工作的更大的动力。早晨5点，二病区的护士们像往常进入病房帮病人打开窗户。一见到她们，病人马上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窗户上贴满了各种型号的纸条，上面写着“解放军万岁”“你们辛苦了”“真的好想看看你的脸”等字样。

　　护士长陈朝晖流下了眼泪，她说：“我当了17年的兵，做了13年的护士，过去护士节是怎么过的都快忘光了，可是这个护士节我这辈子也忘不了，因为它是在非典病房里度过的……”

　　让我们感动的，远远不止这些。300名武警战士负责医院的警卫和勤务。十八九岁的他们，正应是满脑子幻想、在足球场上疯跑的年龄，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瞒着父母来的。另一些人也应受到关注，他们是35名保洁员。当初在条件和待遇都不明确的情况下，月收入仅有400元的他们主动报名来到这里。虽然现在收入已经提高到2000元甚至更高，但人们相信，他们谁都不是为了挣钱才来这里的。

　　面对非典，面对人类共同的灾难，有太多太多的心灵需要去感受，有太多太多的真情需要去见证。我们是解放军总后勤部批准的第一批能够进入小汤山医院隔离区采访的记者，如果不能把这里的一切尽可能多地告诉外面，告诉患者、医护人员的家人以及所有关注非典的人们，我们的心将会久久地不安。然而，院方为了我们的安全，只允许我们采访5天，现在已经满7天了，两位中医专家的行李按原计划已经搬入了我们的房间。我们只好带着一腔的不舍，带着无数的遗憾，离开了这个让人永生难忘的地方……

　　（补记：就在两位记者走出隔离区的时候，新华社机关党委批准25岁的孙彦新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员。）（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