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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上判处和执行死刑人数较多的国家。专家认为，犯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死刑只是一种有消极作用的治标之举 为死刑辩护的人 7月23日，记者在僻静的西皇城根街江苏省驻京办事处见到李云龙时，简直很难把眼前这个农民般朴实的汉子，与“中国死刑辩护专家”之类的称呼联系起来。 李云龙曾经为18个死刑犯辩护，其中14个得以“死里逃生”；除了律师的职业外，他还是一名学者。李云龙大概还是最受国外媒体关注的中国律师之一。自从2000年登上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国内外媒体便蜂拥而至，他成了媒体的宠儿。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德国《时代周报》、香港《镜报》等记者都曾专程赶到江西对其做专访。 国外媒体青睐李云龙其实并不难理解，源自于对中国死刑问题的高度关注。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死刑问题无疑是当前中国司法领域内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国际人权组织攻击中国的靶子所在。 国际人权组织大赦国际今年4月发表一项申明，指责中国在去年处决2468名死刑犯，占世界被执行死刑人数的90％以上，“滥用死刑，侵犯人权和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人命只值3万元? 尽管官方对此予以否认和回击，然而，来自法学界的声音却趋向一致：中国在死刑问题上确实过于严苛。 从事律师工作近20年的李云龙在这点上感触颇深。他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一桩深深触动他的案子： 1992年夏季的一天，一位农民模样的中年男子敲开了李云龙家的门。该男子的弟弟盗窃了一家商场里的3万余元香烟。根据当时刑法，凡盗窃金额在3万元以上者，将被判处死刑。因此，一审下来，他的弟弟被判了死刑。 “但是我也没有更多的办法啊!法律上白纸黑字明文规定了的，3万元判死罪。我只能尽力而为，最终仍没能救下那位年轻人。” 这件事深深刺激了李云龙：“连商场的经理也来找我，说不希望看到那个年轻人被处死。不过是3万块钱的香烟，需要用一条人命去抵?这样的法律本身就有问题!” 他说，他曾听说过一起因盗窃6条共价值3万多元的名犬而被判死刑的案子。 “难道人命还不如狗命么?”李云龙颇有些愤慨。 后来，李云龙和人合作写了一篇关于盗窃罪适用死刑的论文，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大讨论。在学界的一再呼吁下，1997年，刑法修改规定：取消盗窃普通财物犯罪的死刑，只有盗窃金融资产和国家文物的，才能被判处死刑。 死罪曾多达73条 “无可否认，我们国家的死刑在全世界是规定最多的，适用也是最多的。”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胡云腾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他曾做了一个统计：中国在1979年仅有28条可以判处死刑的罪名，后来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到1995年达到最高峰，有73种罪名可以判死刑。到1997年刑法修改时，死刑罪名固定为68条。 而据有关资料显示，在韩国，只有17种死刑罪名；印度仅有战争罪、谋杀罪和抢劫三个罪名适用死刑；而日本和美国，仅故意杀人罪可以判处死刑。 中国死刑罪名太多，适用范围太广，几乎成为学界的共识。 “过去老百姓常说杀人者死，杀人者偿命，这种传统思想固然无可厚非。可现在的。 问题是：没有杀人也得死。可别国是，即使杀了人，也还得分个情节轻重缓急呢!”中国人民大学专事刑法研究的高明暄教授说，必须大幅度消减中国的死刑罪名。 “死刑应该只针对那种暴力型犯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而不要太滥，以至于死刑丧失了应有的威慑力。”高教授说。 北京大学刑法学教授陈兴良曾把68条罪名做了一个梳理，他认为，大部分罪名都可以减去。 “首先就应该削减经济领域的死刑罪名。毕竟侵害财产是可以补偿的，而生命却不具有补偿性。经济犯罪判处死刑不符合法律上的等价交换原则，是轻罪重判，违背法制精神。”据他统计，大概有19条经济类型的死罪，加上一些平时并不适用的军职犯罪等，中国的死罪“顶多不过保留15到20个”。 胡云腾还认为，中国不仅死刑罪名太多，适用范围过广，而且门槛也设得太低，量刑过于严苛。“譬如法律规定，只要贩卖50克海洛因，就可以处以死罪。50克毒品等于一条人命，这样的不等式让人觉得沉重”。 乱世用重典?治标不治本！ 中国每年究竟有多少人被判处死刑，是政府和学界都讳莫如深、缄口不言的“高度机密”。 据大赦国际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在2001年判处死刑和执行死刑数排世界第一位。 一位专家透露说，大赦国际的数据来源于新闻报道，实际上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案件。 胡云腾说，很多大城市的犯罪都是外来“淘金”的打工者，通过正常途径实现不了他们的理想，因而铤而走险。 “这实际上是个社会问题，有很深的社会根基在里面，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死刑再严苛也无用。”胡云腾说，“现在我们的社会问题没解决，一方面我们不能像西方国家那样去要求废除死刑，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把死刑当作解决犯罪和社会问题的手段。” 主张取消经济犯罪死刑的高明暄教授认为，经济犯罪实际上涉及管理问题、公平问题和规则问题，综合了诸多社会因素，是社会转型期不可避免的现象。 “死刑只能治标不能治本，要解决问题得抓住关键的东西。仅靠判处一个人死刑就期望解决这些问题的话，是非常幼稚的想法。”高教授说。 “刑法的功能在于及时惩治，不在于重罚。” 李云龙说，他曾对胡长清一案进行跟踪调查，发现胡从1994年就开始收受贿赂，到2000年，受贿达87次之多。 “如果在他受贿数量还很小的时候及时得以惩处，也不至于犯下死罪。为死刑辩护的人由胡长清的案子可以看到两点问题：一是官员们手中掌握了太多权力；二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现有制度无法遏制这种权力转化为金钱。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他说，与其事后杀人，不如给老百姓更多权力，让老百姓对官员进行监督，那才是真正的“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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