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现象——一个耐人寻味的名词

　　“东北现象”近两年来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名词，这个名词令东北人扼腕长叹！东北工业区的父母官日子不好过，各种困难积重难返。东北工业区的百姓日子更不好过，他们成建制地体味到失业的痛苦，他们曾有过的骄傲和自信再三失落。记者在阜新矿区采访，所到之处一些老矿工回忆起昔日的辉煌都不胜唏嘘。有着三十年矿龄的海洲矿矿长王福清对记者

　　说，当时的海洲矿是亚洲最大的露天矿，在近49年的煤炭生产中为国家上缴利税32.7亿元，输送露天煤矿设计与管理人才1689人，全国所有的露天煤矿都有海洲矿输出的人才。由于海洲矿为国家作出的巨大贡献，1950年版的邮票和1965年版的五元人民币的正面图案就是手握电镐的海洲矿采煤工人。

　　海洲矿是阜新的缩影，而阜新则是东北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从1958年到1985年东北共支援全国钢材506486055吨，1958年到1979年支援焦炭3688498吨，动力机械981128台，各类人才1729887人。曾经在东北任职的李贵鲜说，东北真正成了“中国改革开放大业成本的承担者”。可以说没有东北的贡献，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

　　为此，许多东北人认为，东北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巨大，国家应该给东北的发展以政策和资金上的倾斜，此种想法虽然不足为怪，但更多的东北有识之士则认为，与其等着国家给，不如自己先做起来。

　　今天的东北人看到网页上“东北现象”的讨论常感气闷，但反思一下，东北的脚步到底是从何时开始迟滞起来的呢？

　　1987年以来，两次震动全国的对某种社会经济现象姓“社”还是姓“资”的大讨论分别发生在温州和本溪。

　　关广梅———这个名字在1987年的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当年她在辽宁本溪从事的“租赁改革”被认为是中国企业改革的标志；“关广梅现象”更是一个涵意深刻的代名词，因之而起的争议即使今天仍未烟消云散。

　　然而，同为演绎过一场思想交锋的土地，今日之温州与今日之本溪却仿佛两列交错而过的列车———历史曾经在某一点上惊人的相似，历史更在某一点上莫名其妙地催生出不同的结局。

　　当苏南与广东沿海的民营企业已经大展宏图之时，东北作为重工业基地，在干什么？人们还徘徊在企业如何转制的争论之中，还在拖着落后的观念，拖着迟滞的脚步。

　　保守的思维定势成了东北经济发展的锁链，对此东北人值得反思。

　　1978年安徽凤阳的小岗村，18个忍饥挨饿没有出路的农民签字画押，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

　　2001年5月，辽宁阜新新邱露天矿团支部书记李莹带着14个下岗的煤矿产业工人同样签字宣誓，立志做一名发展现代农业的“新型产业工人”，为计划经济体制下东北下岗职工趟出一条新路。

　　虽然起步稍晚，但也许东北人的契机和希望就在这里。

　　〈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