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从财政部获知：面对非典的冲击，中央将调整预算支出结构，但不会专门发行“卫生国债”；财政部业务部门的官员表示，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及完善需要加速进行

　　中央财政支持抗击疫病动作之大，为建国以来罕见。随着政策的陆续出台，财力不足的现实也渐显出来。根据中国《预算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各级政府预算应当按照本级预算支出额的1％～3％设置预备费，用于当年预算执行中的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2003年中央预算本级支出7201亿元，按此计算，中央总预备费的法定提取额在72亿～216亿元之间。

　　《财经时报》从财政部相关部门获知，今年中央预算总预备费为100亿元，占中央本级支出的1．4％，这显然是按较低的比率设置的。这表明，政府在制订今年预算时，确实未预见到类似非典这样的突发性危机。

　　非典疫情向中国经济提出巨大挑战，中央财政已迅即做出反应。继4月23日宣布建立20亿元的非典防治专项基金后，又出台了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包括上周末表示，在受非典影响较大的8大行业减免15项政府性基金。财政部部长金人庆亦承诺：国家财政将充分保证非典防治资金及时到位。

　　不可预计预算

　　另据近日来自国家气象局的消息，6月至8月，中国可能出现南北两个多雨带，全国即将进入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地震、森林大火、山体滑坡等无法预见的灾害，使得以自然灾害救灾开支及其他难以预见的特殊开支为目的中央财政总预备费变得捉襟见肘。

　　针对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及医疗设施的诸多缺陷，近期，财政部已经要求中央各有关部门调整支出结构，压缩会议、差旅、出国等经费，增加对非典防治工作的投入。国家发改委经国务院批准，决定适时调整国债资金投向：在抗击非典以来已安排专项投资15．5亿元用于全国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建设之后，决定再增加投资8．126亿元，以加快非典防治设施的建设，改善医疗机构的收治能力，全力遏制疫情向农村地区蔓延。

　　《财经时报》向财政部再次求证有关“今年可能发行卫生国债”问题时，一位官员非常肯定地表示，迄今没有发行专门的“卫生国债”的可能，因为“资金的来源并非对应着资金的使用”，财政部不会因某种专项支出的需要而发行专门的国债。

　　他表示，对于防治非典的需求，财政资金的投入是肯定要保障的。如果今年开支增加，由于税收优惠和政府性基金减免，收入会相对减少，就需要追加预算；即使需要发行国债，也不会对应资金的具体使用项目，因为财政部门将在预算总盘子里进行调整。

　　制度缺陷

　　“此次非典疫情突如其来，使财政支出结构性问题暴露无遗。比如，非典使中国医疗防疫控制体系的不完善以及医疗设施严重不足等问题显现出来，说明过去财政在这方面的投入偏少。”财政部业务部门的官员深有感触地对记者说，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及完善需要加速进行。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刘尚希博士新近主持完成了财政部关于公共支出范围的分析与界定的重点课题研究。他在接受《财经时报》专访时提出，中国政府过去的支出项目，既有一般性公共服务项目，也有经济建设项目，但中心摆在了经济建设方面。比如用了1／4的支出科目来反映经济建设方面的内容，而涉及领域广泛的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社会性支出，仅用一个科目来笼统地反映，反差极大。他说，尽管从总的趋势看经济建设在全部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下降，但和其他支出项目相比仍遥遥领先。

　　另外，公共支出的范围太宽泛，“统支”色彩浓郁。公共支出无论达到多大的规模，配置的范围都应有一个明晰的边界；反过来，若在一个无明显边界的范围内配置公共支出，则意味着所有的支出都将被摊薄，各项支出都处于短缺状态。

　　刘尚希认为，要使财政有足够的资金应对非典这类突发性事件，财政必须以“公共风险”为导向，调整公共支出的配置范围。财政部的研究表明，公共支出存在的深层原因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公共风险；公共风险使公共支出有了终极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王长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