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内阁5月25日以微弱多数通过了中东和平“路线图”计划。这是以色列政府第一次正式肯定了巴勒斯坦人独立建国的权利。总统布什对此颇感振奋，称将于6月在埃及旅游胜地、有“和平之城”之称的沙姆沙伊赫同以色列总理沙龙、巴勒斯坦总理阿巴斯以及阿拉伯三个主要国家的领导人会谈。

　　和平之门似乎正在为中东开启。但据笔者观察，各方领导人一时的专注、妥协，不足以消解中东多年的积怨。当下“美好图景”的获致，更多的是借助军事威慑、政治妥协，缺乏可依凭的经济与文化融合。从内外的主客观因素看，沙龙政府谋求修改和拖延实施该计划的意图不会改变。

　　百年恩怨谁能了？

　　“应该把地球的某一部分的主权授予我们，其面积足以满足一个民族的正常需要；其余的事情将由我们自己来做。”匈牙利犹太律师赫茨尔1896年一声呼唤，化作逾半个世纪后特拉维夫现代艺术博物馆广场上的以色列国独立宣言。

　　这一过程曲折离奇，浸染血泪，其间两个小插曲不妨回味一下：

　　起初，犹太人对这个民族家园究竟建在何处有过分歧。他们设想过在南非和阿根廷，还认真考虑过东非的乌干达，但根据1897年代表大会的投票结果，最后还是确定在犹太人心目中的文化根—巴勒斯坦。1800多年前，犹太人就是从那里被逐出的。

　　可是，大英帝国的态度前恭后倨，她在1917年抛出支持犹太复国的《贝尔福宣言》，等到托管巴勒斯坦地区后，才发现阿拉伯人动乱不好对付，于是从1939年开始严格限制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导致滞留欧陆的大量犹太人惨死在纳粹手里。英国还在1947年底第二届联合国大会上，对巴勒斯坦分治决议投了弃权票。当时，联合国第181号决议以压倒多数获得通过，其中苏联出于争取以色列执政的工党的考虑，为以色列建国出了大力，并助其打赢了第一次中东战争（当时美英站在阿拉伯人一边）。

　　历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曾与周边五国（巴勒斯坦、叙利亚、黎巴嫩、约旦和埃及）发生直接对抗，因埃及和约旦已与以色列媾和，目前仅剩下巴以、叙以和黎以之间的和平谈判，其中以巴以和谈最为复杂，攻破此瓶颈，则中东和平为时不远。

　　然而时光荏苒，几代中东精英在戎马倥偬、奔走呼号中消磨了一生，仍未能以武装或和平的方式彻底解决巴以问题。约250万巴难民辗转流徙在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和地区，成为当地政府的心头之患，也严重损害美国的中东利益与海外形象。

　　一图难解“千千结”

　　伊拉克战争前，有人断言“通向巴格达的道路必先经过耶路撒冷”，但事实恰好相反。布什政府在入主伊拉克，敲打叙利亚，逼退阿拉法特后，才抛出针对巴以问题的“路线图”和平计划。5月上中旬，鲍威尔连续两次赴中东斡旋，呼吁巴以双方立即重启和谈。小布什也多次发表热情洋溢的讲话，还提出10年内建立中东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覆盖面惠及以色列、约旦、摩洛哥、埃及、巴勒斯坦等中东国家，勾勒了中东未来的美好蓝图。

　　“路线图”有其可取之处，如在1993年《奥斯陆协议》以来取得的部分和谈成果基础上，重启谈判并在谈判中解决分歧，先允许巴建国后再着手解决根本问题等。但其固有缺陷也非常明显：时间划分过于急迫和仓促，今年5月底以前巴以彻底停止暴力冲突、今年12月宣布建立巴勒斯坦国和2005年完成最终地位谈判都难以做到；内容含糊增大了双方谈判空间，但也给以方的固执己见提供了托辞，同时也难解巴以心头“千千结”。

　　众所周知，巴以之间主要在难民回归、耶路撒冷最终地位、拆除定居点、水资源和边界划分等方面存在严重分歧，且各个问题盘根错节，环环相扣，解决起来相当棘手，既需要时间，更需要超然的智慧和勇气。比如，巴以在400多万巴难民回归权问题上立场互不相让，以色列认为一旦这些难民回归，以色列国内的人口比例构成就要发生重大改变，犹太人比例势必大大降低，这令以色列非常担心，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也将令以非常头疼，所以在难民问题上以一直坚持以给予国外巴难民以补偿，让他们就地安置，但巴方、难民和难民目前居住国都不答应，坚持难民回归权利。

　　再如，耶城最终地位问题牵动着穆斯林、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复杂宗教感情和纠葛，沙特和埃及多次在该问题上对阿拉法特进行警告，不要单独作出让步。以色列国内在拆除被占领土上定居点、按照联合国决议划分边界、从被占领土撤军等问题上存在巨大的反对势力，定居点人口目前20多万，要以政府重新安置几乎是不可能的。

　　事实说明，虽然以色列暂时接受了“路线图”计划，但中东和平难以“按图索骥”，注定要风雨载途。

　　美乏决心，以欠诚意

　　小布什在对伊战争后急于抛出“路线图”，反映了他力图在2004年大选开始前，要在解决巴以问题上有所建树，带有明显的功利性。但他很快将要面对美国院外犹太人集团施加的强大压力，越接近大选这种压力越大。因此，小布什公布“路线图”时相对低调，仅是以书面形式向双方提交。这表明美政府还没有拿出彻底解决巴以问题的信心和决心。鲍威尔作为推动实施“路线图”的具体执行者，已经受到诸多掣肘，赖斯已在有关场合表示，巴以谈判需要时间，不支持巴方立即执行“路线图”的要求，这符合沙龙的拖延策略。5月中旬沙特、摩洛哥连续发生针对美国的大爆炸，敦促美国把精力重新用在警戒“基地”组织的全球性连环恐怖袭击上。以上因素将使美促和成果大打折扣。

　　沙龙是何等人物？他向来崇尚铁腕，可不会轻易让步。按照他的强人逻辑，以色列在战争年代的弱小时刻没有让步并取得目前成功，在当下前所未有的强大时刻有什么理由让步呢？回顾2000年9月，正是他以实际行动强闯耶路撒冷圣殿山的伊斯兰圣地，引发持续到今天的大规模冲突，破坏了当时巴以和谈的好苗头。从内心看，以沙龙为代表的右翼力量并不愿真正按照“路线图”实现巴以和平。5月18日，巴以总理级会谈和耶路撒冷大爆炸同时发生，糟糕结果可想而知，沙龙随即取消5月20日美国之行。

　　沙龙政府勉强接受“路线图”计划是迫于国内恶化的经济形势和美国的强大压力，也为躲避破坏和谈的责任。沙龙一直很会做表面文章，他在鲍威尔访问期间做了一些高姿态，如放松对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巴城市的封锁，释放部分被关押巴人员，作出从加沙地带撤军姿态等。但在鲍威尔离开以色列不到一天之际，以军即恢复对加沙封锁。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下，沙龙耐着性子做通了部分内阁部长的工作，内阁于5月25日经过激烈争吵、以微弱多数通过接受“路线图”计划的提案，但附加了一系列比较强硬的修改意见，修改意见可能包括要求巴勒斯坦首先采取行动打击“恐怖主义”以及放弃难民“回归权”等。

　　然而，沙龙政府内部右翼和极右翼力量仍旧强大。例如，保守立场一贯强硬的前总理内塔尼亚胡就担任本届政府的财政部长。这两年，以国内的和平力量一直处于弱势，原本的和平力量——工党，因主席米茨纳今年5月初辞职后出现左右两个阵营的分裂局面，本·埃利泽等工党鹰派保守力量在和谈问题上立场倾向于沙龙领导的右翼政府，埃利泽还有意加入沙龙政府。各股反对和平的势力将会相互呼应，共同拖延和阻止实施和平计划。当然，这一切拖延言行在6月初以前可能不会太露骨。风头过去了，情势可能仍会有大的变化。

　　阿巴斯有心无力

　　早先，巴自治政府总理阿巴斯表示欢迎并接受“路线图”计划，只是要求以也必须不作任何修改地予以接受。可是，缺少阿拉法特参与的巴以和谈，行吗？阿巴斯虽是巴总理，但在执政党内，法塔赫中央委员多是阿拉法特的故人，阿巴斯的权力地位很不稳固，他在谋求实施“路线图”方面面临多个层面的重重压力，只能作强硬姿态。

　　美、以孤立和抛开自治政府总统阿拉法特的要求和意图非常明显，鲍威尔拒绝会晤巴勒斯坦的精神领袖和中东和平进程的缔造人之一—阿拉法特。以军曾企图抓捕阿拉法特，沙龙则抓住5月中旬的耶路撒冷大爆炸这一机会，攻击他的老对手阿拉法特，称必须对他进行孤立。为此，沙龙将拒绝会见任何意图会晤阿拉法特的来访者。同时，阿巴斯和阿拉法特在权力分配上一直存在分歧，虽然4月份的组阁危机以阿拉法特的最终妥协收场，但不排除他在丧失内政事务主导权后，抓住安全问题大做文章。5月15日，具有丰富经验的巴高级谈判代表埃雷卡特就因为与总理阿巴斯之间的分歧宣布辞职。

　　更加难以控制的是，不单巴解组织内部存在激进武装派别，巴还存在众多在野的其它极端武装如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等，哈马斯明确表示反对“路线图”。巴不可能达到美、以提出的“必须采取决定性措施根除‘恐怖势力和暴力活动’”的要求。阿巴斯为此曾提出折衷设想，以“停战”代替“解除激进派别”，遭美以拒绝。5月18日，阿巴斯总理和哈马斯进行对话，希望哈马斯配合和谈，但遭到拒绝。

　　由于对伊战争压缩了巴回旋余地，美对叙利亚和黎巴嫩持续施加高压也继续减弱着巴方的谈判筹码，未来巴方在谈判中必然要做出一定让步，但这也必然招致巴方内部甚至是阿拉伯国家的激烈反对。鉴于此，阿巴斯坚持“路线图”计划内容不容修改；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兴建犹太人定居点、停止暗杀行动；要求以方必须解除对阿拉法特的软禁，甚至表示在以解除对阿“软禁”之前，他拒绝出访美、欧。

　　其实，欧洲、阿拉伯世界也帮不上阿巴斯的忙。应当看到，“路线图”计划是四方提出的，也征求了埃及、沙特等国的意见，具有比较广泛的代表性，国际社会对此表示谨慎乐观和欢迎。但历史证明，欧洲的法国、英国和俄罗斯以及联合国等外在力量难以对和谈施加实质性影响，其言行至多是在舆论和道义上向美以施加压力，在关键问题上很难左右美以决策；至于阿拉伯方面，有时候甚至是负面影响。

　　埃及、沙特表面上一直为实现中东和平不遗余力，但私下里有自己的考虑。埃及支持“路线图”计划，有借斡旋巴以问题凸显自己地位的隐性一面。2000年7月和12月，戴维营会谈和华盛顿会谈，巴以和谈两次均面临重大机遇，但埃及都对阿拉法特的让步底线进行界定，表示阿拉法特无权独自对耶路撒冷等关键问题做决定。沙特5月18日表示，全面支持“路线图”计划，但沙特等国也非常关注耶城最终地位问题。

　　约旦和叙利亚则牵制着巴方的独立决策。约旦对在未来的约巴边界划分上有自己的戒心和考虑，因为70年代初始大批巴勒斯坦难民和巴解组织滞留约旦，曾一度发生严重威胁约政权和政局稳定的著名的“黑色九月”事件。叙利亚不愿巴以问题过早顺利解决，似乎想在巴以、叙以和黎以之间保持平衡。另外，阿拉伯国家对美、以均存在强烈的不信任甚至敌视情绪，对布什提出的“中东自由贸易区计划”也表示怀疑。

　　恐怖袭击窒息和平

　　以色列人对安全的敏感和担忧与生俱来。以色列建国以来的历次残酷战争，数不清的恐怖袭击和自杀性爆炸，加上犹太人千百年来遭到迫害和屠杀的悲惨境遇，促使以色列人对自身安全具有天然的极端敏感和在意。这决定了在当前冲突持续进行的危难时刻，以色列公民首先要考虑的还不是和平，而是自己的生命安全和生存环境安全。

　　事实是，2000年9月底至今，巴以冲突共造成3100多人死亡，其中巴勒斯坦人近2400人，伤几万人。在美国等有关各方刚刚在试图推动和谈的时刻，5月18日，巴方激进势力发起了严重的自杀性爆炸，七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引起了以公民的严重反感，更使和谈无从谈起。同时，5月中下旬相继发生在沙特、摩洛哥和土耳其的爆炸事件，尽管不是直接针对以色列的，但恐怖的阴影久久笼罩在以色列人的心头。由于事先获得有关警报，以色列宣布取消赴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班机，防止针对以色列人的恐怖袭击。在这种恐怖的国际大氛围和地区小环境下，商谈和平的确难以想像。

　　巴方激进势力的袭击活动起的反作用似乎更大一些。其目的之一就是用爆炸和袭击破坏他们认为会出卖巴勒斯坦利益的和谈。事实上，历史上数次和谈的关键时刻，都是激进势力起了破坏作用。1996年6月和2002年底以色列两次总理大选，本来和平力量尚可，但恰恰此时，大爆炸发生了，反而促使了以强硬的右翼力量—利库德集团上台，其反作用是明显的。1996年6月工党领袖佩雷斯以0.9%的微弱劣势输给了强硬的内塔尼亚胡，在随后的几年里巴勒斯坦人饱尝内塔尼亚胡的强硬滋味；2002年底和2003年初的以大选结果是，2/3的选民支持沙龙，对工党主席米茨纳的和平政策不感兴趣。

　　就最近调查看，只有1/3的以色列人支持中东和平“路线图”，而更少的人支持美国向以色列施压，强迫以接受“路线图”。所以，以方强烈要求巴方打击根除恐怖势力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从巴方激进势力的立场出发进行换位思考，尽管恐怖活动不得人心，然而似乎也表明着巴民众的生存困境。巴政府未必不想控制这些势力，但未必控制得了。

　　中东和平呼唤足以担当重任的超级伟人，而以色列和美国目前都缺少准备拿出超人智慧和勇气彻底解决巴以问题的重量级领导人。曾一度取得辉煌成果的拉宾早已为和平捐躯，克林顿总统早已离任，阿拉法特先是被逼无奈转向强硬，随后被美、以强硬势力边缘化。目前真正介入巴以问题的沙龙、阿巴斯和小布什三人，很难说已经具备了解决巴以问题的理想特质。中东和平仍在巴以人民的渴望心灵中望眼欲穿，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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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鸿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