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16日电 中新社记者专栏：非典冲击中国“官”念

　　作者：李淑国

　　面对非典危机，中共中央发出号召，在全国范围内打一场新时期的“人民战争”。与以往不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政府开始探索新的指挥艺术，一道道“军令”折射出“新政气象”。

　　这种“新气象”首先体现在信息的公开化。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准确掌握疫情，如实报告并定期对社会公布，不得缓报、瞒报。卫生部随后每天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疫情，发布公众预防“非典”指导原则、公布推荐治疗方案。

　　抗击非典需要全民参与，只有将信息及时告知公众，才能充分动员老百姓。通过此举，政府开始根据百姓需要来提供政务信息，而不再单纯考虑行政便利，或仅仅是满足国际组织的要求。

　　可以预见，信息公开不再是政府此时的权宜之计。早在今年3月，新任总理温家宝就承诺接受全国人民的监督，在此前后，各地选举出的新一届政府首脑也纷纷作出类似的承诺。随着政府推行政策转向依靠其公信力，信息公开将成为建设“阳光政府”的重要利器。

　　其次，政府决策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将对未来的中国产生深远影响。面对非典这种未知的疾病，防护网络的任何疏忽，都可能导致防护工作的功亏一篑。以北京、上海为例，北京建立了严密的疫情监测体系和防治网络，囊括了从社区、学校到工地、农村各个方面的细节，力争做到不留“死角”；上海迅速启动公共卫生重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制，制定防范预案。正是通过政府一系列科学、有序的举措，有效遏制了疫情在全国大规模的爆发。

　　另外，政府在处理此次危机中，开始改变过去“运动化”的做法，注意运用法律的手段。政府从采取隔离措施，到追究失职官员的责任，都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的规定作出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也在短短的20天内出台，创下建国以来单项法规出台最快的记录，为政府采取应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根据依法行政的理念，即使是战争、洪灾、瘟疫等非常事件的发生，都不能成为政府破坏法治的理由。这种转变，这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大的一种进步。

　　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也是引人关注的一种“新气象”。近一个月以来，中国已有数以百计的官员因防治非典不力受到惩处，被免职的人员中，包括原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和原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这样的省部级高官。海外舆论指出，虽然多数被处分的渎职官员行政级别并不高，但在一定程度上显见当局对防治工作的大刀阔斧和认真的态度。

　　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官员称，这是中国首次在突发灾害事件中，就同一问题连续地、大范围地处分失职官员。观察家指出，这是中国政府加强和改善吏治的一项“试验”，可能有助于中国引进“官员问责”制度。

　　但更深层次的变化，还在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在“入世”和十六大两大标志性事件后，中国政府最大的问题是职能转变。随着市场力量的发育和成熟，政府要把视野转移到公共事务管理、解决公共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来。学者指出，政府只有尽快完成从“管理”到“服务”的职能转变，变革治理之道，才能有效承担起“执政”之责。发生在新一届政府上台之初的“非典”事件，恰好是一个开端性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