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着户口的城市公民)常将城市边缘生活的民工称为“他们”，但“我们”实在忘了，“他们”其实也是“我们”中的成员，大家一样生活在城市里，理应担当共同的危机，分享共同的福祉。

　　—本刊编辑部

　　□本刊特约记者 庄杨杰

　　在一般人观念中，中国的城市只有市民，没有农民。农民来到城市拓展生存空间，也要被冠以有点歧视性的名号“外来民工”。他们是那么强健,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做的粗杂重脏的活儿；同时又是那么弱小，随时都可能被人们忽略。在非典时期，这一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无疑将遭遇更多尴尬。话题如此沉重，我们无法回避……

　　“他们”不怕非典？

　　广州市白云区黄石街陈田村位于北郊，一个典型的外来农民工聚集的“城中村”，曾因中央电视台三度进驻采访其“抢建风潮”而出名。村里有几家工厂，很大一部分本地村民以出租房屋给外来农民工为生。走遍村里大部分干道，只有村委会村务公开栏里张贴有几张印有防非典知识的报纸。看来，这就是农民工们获得防非典信息的重要渠道了。

　　公开栏前，几个本地村民指着对面市场的小贩对我说:“他们不怕非典,什么地方都敢去!”

　　41岁的黄育花就在村委会对面农贸市场里摆了个小摊，专营观赏用的金鱼。她戴着方格条纹的口罩,据她介绍说，这是用两块钱从地摊上买回的。这口罩只是两层花布,中间没有棉纱,但它已成为黄育花预防非典的惟一工具，尽管它丝毫起不到防病菌的作用,但至少能给她的恐惧心理一点安慰。她和丈夫从广东河源和平县来广州已两年了，什么苦差事都干过，现在摆小摊卖金鱼已经算得上是很轻松的了。

　　她有四个孩子，三个女儿，最小一个是12岁的儿子。19岁的大女儿在广州一家工厂打工,其他三个在老家读书,由爷爷奶奶看着。说起非典,她眼里流露出几丝恐惧：“听说已死了很多人了,这传染病也太厉害了,持续几个月还不停止,我老公说空气都可以传染。”她声音有点颤抖地继续着:“我有个当搬运工的老乡上个月被这病给放倒了,被送去隔离,现在都不知道怎么样。”她经历了广州非典型肺炎高峰期的抢购风潮，显然对非典有着更大的担心。“家里父母亲戚每次打电话来都叫我回去，但老家人均不到两分地养活得了那么多口人吗？”她语气矛盾地诉说着。

　　黄育花的丈夫负责贩购金鱼,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要骑车过江到远在广州西南边的芳村区花地湾花鱼鸟批发市场去拉回金鱼。他必须赶在中午12点之前回到陈田村,以保证在下午出售。现在由于怕得非典和生意较淡，他们就尽量减少外出机会,采取轮流摆摊的方式,另一个人留家里休息。

　　黄育花向记者算了一笔账：“老家有三个孩子在读书,两个小学,一个初中。学费每年每人平均都要1000元，那边是贫困地区,有减免,但每年每人还是要800元。这样就要2400元,还有家里老人和孩子生活费。经济负担那么重,不出来摆不行。”据她介绍，现在出来逛市场的人少多了，金鱼较难卖。以前一个月可以赚1000多元,现在只能赚七八百元了。

　　“他们”遭遇什么?

　　在陈田村外围有个工地,中间搭起一个个胡乱的民工棚。方秀妤的家就在这里。家里除了一台14英寸电视机,一台一转动就发出吱呀响的小台扇,一个电炉和一个有点发黄的灯泡外，就再也看不到其它电器了。里面杂乱无章地摆放着一张床,一张桌子和几张自己钉的木椅,这使本来就小的棚屋更显拥挤压抑。一进门就有一股湿热气流扑面而来。方秀妤正在屋里看电视。方秀妤,四川南充人,来广州已有四五年,丈夫在这个工地上当建筑工,此时正在户外高空作业。她原在广园新村一家餐馆打小工,据说后来由于非典型肺炎扩散的影响,小餐馆生意食客日益减少,老板生意做不下去了,就把小店给关了,她也就失去了工作，只好天天呆家里看电视。

　　“自从没工作以后,哪都不敢去,怕染肺炎。”方秀妤讲述她呆家里的原因：“我从电视上了解到关于非典的信息：有个在北京打工的山西人染上了非典型肺炎后，坐火车回老家,结果整趟车乘客都要体检,还传染了好几人,太吓人了!”对于失去工作,方一脸茫然。她的家庭负担也很重,每个月都要寄钱回老家,因为家里还有孩子和老人。她丈夫赚的钱全寄回去刚好,可他们自己的生活呢?她说她已经闷得有点发慌了。

　　她向记者诉苦,自从非典流行以来,有些市民常用异样眼光看他们夫妇俩，就好像他们是传染源一样。有次她去菜市场买菜,旁边的本地人马上用纸巾捂着鼻子走开,连已谈好价钱的菜都不买了,像避瘟神一样。就仅因为他们是外来农民工,住在环境简陋的小棚屋?她感到有点困惑。

　　50多岁的周春英蹲在黄石东路口对刚拣回来的垃圾归类重装,一副全身心完全投入的样子。她的小孙子坐在旁边垃圾堆上,玩着被废弃的一次性塑料杯。她的儿子媳妇此时都在工地上干活,小孙子在家里没人管,于是就随她出来拣垃圾。她对非典不怎么了解,也不知道垃圾有可能成为非典传播途径。她是不看电视,报纸,听收音机的,只是偶尔从儿子那里得知有种传染病而已。最让周春英发愁的是对面一所高校不让进了，她不能去那里拣垃圾了。用她的话说,“那里有很多值钱的垃圾”。

　　和周春英一样与垃圾“亲密接触”的方伯来自江西，独闯广州一年了。他每天骑着三轮车出来收购破烂,过着紧张有序的生活。他对非典有一定了解,却不畏惧,认为那是种“富贵病”,老天不会让穷人得那种病。他举了个例子：“前天不是有个台湾富商在东莞感染去世吗?而老天知道我们穷人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他拍着自己硬朗的身子,自我调侃:“我身体好着呢,是不会得非典的,也得不起!”

　　“我们”承担什么？

　　在记者前往陈田村委会采访时,被该村党支部办公室里的人告知应采访黄石街经济办。记者即刻前往黄石街经济办公室里,有几个工作人员打着电话。当记者向其中一个人表明身份和采访意图后,他马上称:“我们主任在开党委会,没时间。”记者注意到在他右手边办公桌上放着一叠投诉信。顺手翻了翻，第一张是一个四川打工妹写的,写着她的遭遇：工厂停产,她被辞退,又无故扣了一个半月的工资。她想通过经济办讨个说法。但村里是否已妥当处理这个投诉,我不得而知。

　　一名没透露姓名、自称村干部的人偷偷告诉记者:“自从上次被中央电视台曝光村里‘抢建’风潮后,村里就一直对媒体采访农民工话题比较排斥,尤其在这个时期，村里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惹麻烦。”他说：“其实村里也组织了对出租屋的消毒活动，公开栏也贴了防非典的资料，对民工大力展开宣传。”

　　黄育花对此却有她自己的看法：“我们全靠自己。”方秀妤更说:“现在我们走到哪里都被认为是病毒携带者，他们(城里人)不信任我们。”

　　国务院已经明令：对农民工中的非典患者,从留验、隔离到治疗的全过程一律实行免费,包括免费提供住院和伙食。中央政府的这些措施着实让“黄育花”们放松了一些。而最基层的官方和普通市民呢,是冷漠以对,任其自生自灭；还是主动帮助他们，了解他们的需要，为其承担一些惶惑，提供基本的指导与帮助？

　　也许，在这非常时期，我们这些“城里人”只有真切地关注与帮助这些生活于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才算是真正地帮助自己。

　　因为，其实城市里并不存在所谓的“他们”，只有一个注定要共同承受这场疫情的“我们”。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新闻系三年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