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亓树新

　　一个叫余洪林的人，千里迢迢从甘肃省宁县赶到北京，住进政协委员驻地京丰宾馆旁的一个小旅店，为的是将自己《尽快设立廉政公署的建议》递交给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和政协十届一次会议。

　　今天下午，本报记者见到了他———39岁的余洪林———长庆油田培训中心的高级讲师。本报是昨天下午收到他的“求助”邮件的。

　　“激励我来北京的，是作为一个公民的义务。”3月6日中午，余洪林没有告诉任何人，就踏上了宁县开往西安的列车。当晚又买了硬座抵达北京。开始几天住的是60元一宿的房间，今天因为口袋已干瘪，搬到20元一宿的房间。

　　“我从小受家庭的熏陶，对腐败现象特别痛恨。父亲常常告诫我，人一旦‘懒、馋、贪、占’，就会变质。”余洪林说，“每每看到社会上的腐败现象，就会痛心疾首，恨不得把那些贪官一个个都绳之以法。”

　　“我的亲戚一家3口都在一家国有大企业工作，原来效益好极了，是省里响当当的利税大户。然而，没几年功夫，企业却衰败了，两位老人的退休工资加起来每月不足1000元，女儿在家待岗只发给150元。可是全厂的人都知道，厂领导在深圳买了房子。”余洪林讲这个故事时，两只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头发。

　　他说：“我矛盾、我斗争、我痛苦。我必须用行动去实现自己的理想———那就是促进国家兴旺、民族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法治化进程。”

　　“我来了，虽然我心里也清楚，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知道，我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我尽了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

　　余洪林来到京丰宾馆，一位姓袁的工作人员接待了他，并按他的要求将建议转交给了萧灼基委员。但是，他还想把这份建议反映给一位人大代表，却无法转达，于是“求助”本报。

　　余洪林郑重地将公民建议交给记者，上面落款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

　　　 （本报北京3月11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