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做客搜狐

王元成代表

户籍政策专家王太元

　　一纸小小的户口簿，牵动着上亿人的命运。3月11日晚，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搜狐网“名人有约”栏目联合举办了网上论坛，深入探讨当前户籍改革的出路。数千网友在线。

　　调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已有1.3亿人。流动，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户籍，正成为束缚、制约流动的瓶颈。许多离家在外的打工者，就业、住房、子女受教育等等方面，都因为户籍问题受到了不公平的限制。 更有甚者，一些进城务工农民的人身、人格也受到伤害。有全国政协委员提案说，有的城市，正在用“收容遣送”这种对待城市乞讨者的方式对待着农民工。可他们，不是乞讨者，而是城市的建设者……

　　我们的两位嘉宾是：

　　全国人大代表、山东省泰安市东方计算机学校校长王元成，说起户籍管理，眼里闪动着泪光。他是农民，曾为了孩子的教育，花1万元买了城镇户口。他调查，在户籍问题上，还有许许多多农民，境遇比自己还差。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系治安基础研究室主任、户籍政策专家王太元，他80%的学生是专门管户口的民警，却对户籍政策指正多多。

　　■户籍政策，诟病的漩涡

　　王太元：我是公安大学教治安的，学生80%都是户籍民警。在学校，我教他们户口登记、统计、档案、计算机管理、迁移、户口调查、社区安全防范等等一系列知识。对户籍管理，我的感受很深。我认为，目前，户籍管理之所以屡遭诟病，主要是因为他限制迁移。如果把“迁移限制”这一点取消，人们会双手拥护户籍制度。

　　迁移限制是如何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城市经济短缺，限制人们进城，最早文件叫《关于制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通知》。“盲流”一词，因此产生。这样，一管就是40年。但是，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经济从短缺变成剩余，户籍制度却没改变。

　　数字显示，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每年有1750万人自由流动，主要是到城市求医问药。1978年以后，出现了上学、观光、旅游的流动。现在，完全不一样了，流动是为了“谋生存、求发展”。

　　1985年居民身份证诞生以前，一个农民想出门，必须先要找乡长、村长开出行证明。因此，有人认为，中国户籍制度有两大缺陷：第一，限制迁徙；第二，缺乏人身权益保护。

　　王元成：我认为，当前户籍制度，主要限制的，是农民进城。拿我来说，1993年底，我一家三口，花1万多块钱买了地方城镇户口。为什么？因为孩子面临上学。

　　事实上，因为没有城镇户口，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受歧视的感觉。城里孩子上学，只几十块钱；而我的孩子上学，就要交几百块钱甚至上千块钱，还必须年年交。因此，我一咬牙，长痛不如短痛，一次买下城镇户口。对打工起家的我来说，当时，1万元不是个小数目。

　　■城市有点太没良心了

　　王元成：很多农村青年，进城打工，是因为“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进城后，所有管理部门都在收钱，而且数目不少。他们辛辛苦苦地工作，也为城市做着贡献，却几乎永远不能像享受城里人的优惠政策，买到政府补贴的住房，只好租住郊区肮脏的小屋，甚至露宿街头、立交桥下。

　　而城市的警察，据我调查，对于外来人口、进城农民工的态度，也总是有些盛气凌人。实际上，过去50年，中国农民为了国家发展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

　　城市里面哪一座高楼大厦不是农民工盖起来的？摊点、饭馆、道路、市场，都是农民工进行建设的。城市的繁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农民工创造的。而城市人反而从内心歧视他们，不善待他们，我觉得这样的举动太没良心了。

　　■如何看待没带暂住证的白领也难逃遣返厄运

　　王太元：公安部门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其实，凭身份证登记比暂住证简单得多，暂住证完全可以取消。

　　王元成：我遇到农民工被收容遣送的场面，亲眼看到一个警察看到几个人民工模样的人，上去就抓住，不理会他们掏出的身份证，仍然问：“你们哪的？来多长时间了？”然会，训斥他们。

　　■户口放开，成千上万的人会否一夜之间涌入大城市

　　王太元：先从农民方面说。我有一个小表妹，在北京呆4个月以后，就回家了。她说“你们在城里住的房子，没有我们宽敞。”还有一个弟弟，在县城月薪500块钱，到城市后，月薪2500块钱，但一个月以后，他也回去了。他说：“我拿1000块钱租房子，1500块钱吃饭，还有什么钱？”城市消费太高了。 在从城市方面说，石家庄市的户口基本全放开了，只要在城市里面有活干，就可以进城。结果，进去的人，也不是很多。开始，石家庄市一个月办几万个户口，后来，变成几千，再以后，办的人就更少了。因为，进城以后，很多问题解决不了。

　　王元成：实事上，该来城市、能来城市的人，已经来了，只是缺少一本户口。好比媒体上说，广东外来务工人员超过了现有城市常住人口。因此，我们的《选举法》得改，让常住人口选常住人口代表，暂住人口选暂住人口代表。

　　■世界上限制迁移的户籍制度不多

　　王太元：户籍制度，所有国家都有。但用行政手段限制迁移的户籍制度，全世界却没有几个国家。凡是市场经济国家，没有用户籍来限制迁徙的。比如，美国也有户籍制度，但各个部门只是登记、发证，从不审批、限制。瑞典户口登记，是世界比较好的，全国户口进入网络，可以公开查询。

　　■户籍政策“代人受过”？

　　王太元：中国户籍政策沿用50年，近几年受到的抨击越来越多。实际上，它也好不冤枉。因为它一直在替所有计划经济管理部门受过。

　　如果孩子不用高价读书，农民还需要买户口吗？如果能买到经济适用房，农民还会买城市户口吗？如果年老在任何地方都享有社会保障，农民还会买城市户口吗？不会！

　　从历史上看，20世纪50年代，农民进城务工，劳动部门不给工作，自己派人把农民往家赶。后来，发现人多了，管不过来，就把权力交给了公安，由户籍管理部门来管。

　　这样，户籍实际上成为城市门槛的守门人。假如，撤掉这个守门人，一夜之间取消各地户口差别，都改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是否一切歧视都消失了呢？

　　事实上，教育、就业等歧视还会存在。因此，户籍改革要想成功，必须与其他改革配套进行，就是将附着在户口背后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从户口簿上去掉。那时，迁徙自由，才是自然形成的。

　　■能否取消户籍

　　王元成：本次两会上，很多代表、委员对户籍制度提出意见，特别关注农民工进城的事情。而且，我也向递交了《关于制定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法》的议案，30多名代表签名。

　　我希望，国家能够从立法角度解决这个问题。城市门槛高，农民进城任何事情都付出高昂。比如，一个农民来北京打工，平均一年收入1万块钱，多少年才能在北京市买一栋房子?多少年才能混上一个北京户口？这是据说已经离不开农民工的北京也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王太元：1986年以前，所有干部身份是“铁定”的。1986年，临时工、合同工出现了，农民进城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有些地方，农民可以报考公务员。社会正在发生变化。

　　■户籍改革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王太元：第一个问题在教育系统。如果教育投入上继续保持城乡不平等，大中小城市不平等，这个改革没法进行。如果允许外地人口读书，城市的教育经费就要外流，市民就无法全部占有政府的补贴，就会迁怒于外来人。第二个问题在劳动部门。现在，城镇人口失业率保持在5％以下，而如果把进城务工人员都算进去，失业率就会上升，可能会影响劳动部门的政绩。但最核心的，是社会福利问题。原有城乡社会福利差距，是计划经济政策造成的，必须改革。

　　今年，很多人呼吁制定《反就业歧视法》。一旦实现，任何人地域歧视、身份歧视，都会是违法行为。

　　王元成：我国有《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儿童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实际上，进城务工人数已经1亿多，如果，国家再不抓紧为这个庞大的人群立法，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将会给社会造成很多不安定因素。

　　王太元：农民进城首先遇到的不是服务问题，而是根本利益关系协调。比如，很多人提议善待农民工，但不让他们的孩子上学，不给他们就业机会，处处限制他们。这种情况下的善待呼吁，是不是有点“假慈悲”？ （本报记者 刘畅整理 本报记者 柴继军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