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万静波 卢嵘 □实习生 陈静

　　6月下旬，国家教育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布：根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0日，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毕业生就业签约率为50％左右。比一个月前上升了约15个百分点。其中，研究生的签约率约为80％左右，本科生签约率约为60％，专科（高职）生签约率约为30％。

　　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总人数是212万。也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全国还有100万左右的学生尚未落实工作。

　　临近7月，本该处处是离别气息：合影、聚餐、拥抱、执手相看泪眼———一曲奏罢，大幕落下，就该各奔东西了。而今年，全国却有近一半的毕业生将继续滞留大学校园。

　　“非典”令就业雪上加霜

　　毫无疑问，今年肆虐全国的“非典”，是造成毕业生就业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五月份，步列铭先后收到好几家外地公司的面试通知，其中一个是某著名的台湾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商，但他犹豫几天后还是放弃了：北京是“疫区”，一到当地就会被隔离观察。这位北方交大理学院的本科毕业生，最后和老家苏州的一家企业签了约。

　　一般来说，四五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求职签约的高峰期。由于非典影响，从4月份开始，北京、上海等高校集中地区，大型供需见面会纷纷取消，多数用人单位也暂时取消了招聘计划，用人信息急剧减少，结果高峰不再。

　　高校扩招与就业难

　　蛋糕还没有做大时，分蛋糕的人多了，每人能分到的自然就少了。这是有人对今年毕业生就业难作的最表象的分析。

　　教育部门提供的数字：1999年是高校扩招的第一年，4年后的今天，他们毕业了。总数达到212万人，相比去年，增加67万人，增幅高达46％。

　　1998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08万人，1999年160万人，比1998年增加52万人，增幅高达48％。2000年、2001年，扩招增幅分别为38.16％和13.3％，2002年，增幅虽降至10％左右，招生总人数已达340万人，是1998年的3倍多。

　　有专家指出，过去我国高校实行的是“精英教育”。国家的整个教育体系里，高校垄断了很多的社会资源，有限的教育资源有相当部分投到了高校。与此同时，适龄青年的高校入学率低。因此，扩大高校学生的入学率，使更多青年能接受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件造福国民、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好事情。

　　扩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启动。“创造了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个奇迹。”只用了短短4年时间，我国高校在校学生就增长了一倍多，适龄青年高校入学率已达到了15％，我国已经迈入高等教育大众化国家的行列。

　　据记者了解，在原来的教育发展计划中，适龄青年15％的入学率要到2008年才实现。一举提前了近十年。

　　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认为：“高校的扩招步伐太快了。1999年之前，还只是每年以10％的速度上涨，到20％已很了不起，而1999年一年就上涨40％，这在全世界高校发展史上都没有听说过。”

　　因此，一些学者认为，就业难的直接原因是高校扩招过度。

　　“不是扩招制造了失业”

　　许多专家们思考的是：扩招与就业难之间，有没有因果联系？高校的扩招，是否必然会引起就业难问题？

　　亚洲开发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汤敏博士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他的答案很简单：不是。

　　汤博士一直关注教育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保姆学校”———北京扶贫家政学校，就是他和茅于轼先生等创办的，他认为：不是扩招制造了失业，就业难只是短期内的问题，不能因此动摇高等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的战略目标。

　　“从宏观和深层分析看，当前就业难只是经济转型过程中暂时的困难，并不意味着人才过剩，”汤博士说，“就业问题与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周期等有着直接的关系。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放缓时，就会出现就业不足，高校即使不扩招也会出现失业的问题。非但不是扩招制造了失业，而且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是缓和失业的有效途径。”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唐晓青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的时候认为，大学毕业生找工作难，应该从目前整个社会就业不足的宏观背景来分析，而不能简单地归罪为扩招。“如果这批学生不上大学，4年前他们同样面临就业问题。”她说，“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越多，整体国民素质才能越高。怎么可能受教育程度越高，反倒是件坏事呢？”

　　汤敏博士在一次演讲中讲到：“当时政府提出来要采取积极财政政策和扩大内需的政策……当时我们就提出了一个想法：在中国高等教育需求是最大的，能不能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让国家出一部分钱，老百姓出一部分钱，不但扩大高等教育学习的机会，同时也能部分地启动我们的内需。”

　　其他因素

　　此外，还存在一些阻碍毕业生就业的制度及非制度因素。

　　“户口制度，包括派遣证制度等，也往往是构成就业困难的壁垒。”中国人民大学就业研究所副所长姚裕群教授认为，“本来一个学生能找到工作，有公司要就行了，为什么非要用户口来限制呢？”

　　胡振英是北方交大机电99级的毕业生，刚开始找工作时没考虑户口问题，“只要喜欢就可以了”，但慢慢就觉得户口非常重要，起码会给人一些安全感。

　　在姚裕群教授看来，由于学科设置不合理造成的结构性求职难也相当普遍。有些学科如经济管理等，由于各校都开办有类似专业，造成毕业生太多，供大于求，自然工作难找。

　　以新闻专业为例，仅仅四五年时间，北京地区就有北京工商大学、北京体育大学、中央财经大学等多个学校开设了新闻系或专业。至此，北京地区已有近十家高校设有新闻院系或专业。

　　现在动辄强调和国际接轨，高校收费改革倒是接上轨了，但高校自身在教育管理、课程设置等方面的改革并未到位。

　　记者采访到一位北方交通大学的毕业生，迄今还没有签约。他更喜欢人文历史，但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专业，就这样4年下来。如果是在发达国家，头两年不分专业，两年后学生可以根据兴趣自由选系，改换专业并不是难事。

　　记者在采访中还了解到，有些用人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的惯性做法，也往往是促成就业难的一个因素。

　　知名外企搞招聘，往往是全国各知名高校巡回“路演”，一个岗位会有几十名学生竞争。而这些国企常常是到几个定点学校，或行业系统内高校一招了事，有人愿意来就来，不来也没关系，用人信息就白白浪费了。

　　调整观念

　　几位学者纷纷向本报记者表达了这一观点：毕业生、家长、学校和社会，都应该调整就业观念。

　　汤敏博士认为：对大学生就业问题，需要“风物长宜放眼量”，转变旧的认识和观念，建立一套科学的、准确的大学生就业预测与跟踪体系，真正用市场经济的眼光和办法来看待和解决大学生就业问题。这是大势所趋。

　　“我国对于就业的统计应与国际接轨，”汤敏说，“我们的待业率能否等同于失业率？我们是否应该采取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来进行更为市场化的统计？我们能否将自愿失业作为一项指标设定在我们的统计里来呢？”他认为：国内广泛报道的所谓“一次性就业率”（指7月份大学生的签约率）是否科学值得探讨。类似一次性就业率、待业率等定义不清晰、不科学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数据满天飞，这种就业统计还是过去计划经济下硬性分配就业模式的一种延续。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系顾海兵教授，一直潜心研究大学教育的制度改革，他认为除了毕业生要加强自身能力、转换就业思路，改变一次就业定终身的观念外，还提出了具体建议：

　　应该把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医疗等列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找工作。公民只要年满18岁，都应该有个社会保障号码，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教育主管部门要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凡事不再“一刀切”，比如能否变7月份全国高校统一毕业离校为毕业时间分散，四季都可以离校，把过去求职集中在春节前后几月，分散到全年。

　　宏观经济部门要切实负起责任来，加强中长期就业预测、用工预测———有学者认为：表面上看，就业难只是今年的一个偶然现象，其实背后有其必然性。

　　有专家指出，大学生要转变就业观念，从“精英主义就业观”转向“大众化就业观”，降低就业期望值，“先就业再择业”。广东某高校一位负责学生就业工作的老师告诉记者，许多毕业生不但不愿意到边远地区去，甚至是珠三角一带中小城市也不愿意去，只考虑广州、深圳。这说明毕业生需要转变观念。同时，大城市职位是有限的，但中小城市却还有许多职位没人去。有关部门、学校应从自身做起，改进工作，改革不合理制度，创造出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就业环境。

　　以积极的态度解决就业难题

　　而来自中关村的全国人大代表、北京用友软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文京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社会就业不足是大学生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只有形成新的产业，才能产生新的就业岗位，从根本上解决大学生就业难问题。他提出，国家应该开辟扶持新的知识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比如软件业。他分析说，国外有的一家软件生产企业就能吸纳2万到3万名大学生上岗。

　　而教育部和各省市也在分别出台措施解决今年特殊的就业问题。据广东省教育厅厅长郑德涛介绍，广东省将出台包括自主创业减免税等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促进就业。穗深两市将实行“准入制”，广东高校毕业生就业范围的有关规定将取消，毕业生到扶贫县工作有奖，各地积极支持毕业生自主创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从快办理登记手续，税务部门则应切实落实优惠政策。同时，广东高校还应将《大学生就业指导课》作为一门课程列入教学计划，计1个学分，从低年级开始对学生进行合理的职业生涯设计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