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百姓的有效消费,是当前扩大国内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按道理,高收入群体应是高消费的一族。然而记者采访中发现,近年对总体消费影响较大的高收入家庭消费意愿并不强烈甚至呈下降趋势,这种现象引起了经济界人士的普遍担忧。鉴于目前我国不足20%的高收入群体掌握着超过80%的居民储蓄,其消费潜力可观,因此各级政府应当尽快改善消费供给,营造良好消费和投资环境,引导“富人”群体发挥扩大内需的主导作用。 消费不旺成为扩大内需的瓶颈 记者在部分省市采访时发现,近年各地收入差距日益扩大,社会财富越来越向高收入群体集中。但“有钱的不消费、想消费的又没钱”,这种消费格局抑制了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 据广东省城调队介绍,广东省20%左右的城镇居民生活相对富裕,支付能力强,消费结构已经或正在升级,但消费倾向相对较低。江西省城调队的调查也表明,城镇高收入阶层的消费倾向低于中等收入阶层5.4个百分点,低于低收入阶层19个百分点。 记者在各地走访了不同类型的高收入家庭,发现他们的消费倾向普遍偏低。浙江温州新闻网一位负责人的家庭年收入10万元左右,前年换了新房,家庭平时没有大额的消费,家庭收入主要存入银行,为儿子的教育进行储蓄。今年,他一家最大的支出是暑假期间拿出3000英磅,让他儿子去英国进行短期的语言学习。广东南海市盐步镇一私企老板何炳祥年纯收入几百万元,但他家的年消费支出这几年没有太大的增长。他对记者说,现在他家里除了旅游、子女教育和寻找投资,确实不知道钱往哪里花。 “富人”群体为何消费倾向偏低? 针对这种现象,有关专家指出,消费倾向偏低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最突出的因素是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正处于升级的积蓄准备期,供需之间产生了断层。 来自统计部门的资料显示,高收入家庭的消费带有明显的享受性、发展性,而社会为他们提供的个性化消费品种出现脱节。据广东省城调队调查统计,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表示主要将增加旅游、教育消费和投资股市;而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10万元的,51%愿意增加旅游预期消费,然后是增加教育、家用电器、住房消费,他们同时还有购买电脑、家用汽车、通讯工具、保险、健身娱乐等意愿,这部分家庭消费意向较为明显。然而,这些高收入家庭对生活必需品的拥有已经饱和,他们正处于消费结构的升级期,可目前能满足这批人“享受”的消费产品太少、上市太慢。 消费环境不尽如人意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孙学工博士认为,一些鼓励消费的政策效果不显著,例如,国家虽然鼓励大力发展家用轿车,但轿车消费政策并没有相应作出实质性调整,传统的以限制公车消费为主的消费政策维持了较高的轿车市场价格,而消费成本太高也阻碍了车市的更为旺盛。目前私人购置、使用轿车需缴纳的税费种类太多,使他们难以承受。在广州,养一部车每年得花2至3万元,一辆轿车在报废前的总花费起码相当车价的2至3倍,许多人买得起车却用不起车。停车也是个“老大难”问题,在广州,现在就存在“三辆车抢一个车位”的尴尬局面。这样,许多持币待购车者因此“望车兴叹”。 广东省计委主任黄伟鸿则说,目前我国支持消费的金融品种少,特别是适应透支性消费的工具少,侧重于让消费者先贷款后消费,而做不到让消费者先消费再形成借贷关系。根据广州市统计局2001年4月中旬的万户居民抽样调查资料,被调查者中仅有5.5%的居民在过去三年中办理过信贷消费。 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直接导致高收入者享受性消费热点的缺乏。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说,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重点目前正逐渐转向文化服务型的消费,而我国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例还不很高,服务业残缺不全,成为实实在在的“短缺经济”,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积极培育消费热点。对高收入者来说,物质消费处于相对收缩状态,而文化教育产业的空间很大,但这部分的消费产品供给层次还很低,享受性消费的供给水平跟不上需求。 当然,许多以不正常因素甚至非法因素形成的高收入者,他们不敢放开消费,也影响到这些预期消费的最终实现。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不公导致一部分人利用权力致富。这些人手中资金虽多,但他们不会进行什么投资,也没有更多的物质消费,因此这部分资金游离于再生产过程,沉淀为长期储蓄甚至转移到国外,不能形成国内有效消费需求。 如何让“富人”群体主动花钱? 经济专家认为,拉动高收入阶层的消费需求可从以下方面突破: 一是拉动汽车、住房、教育等“十万元级”消费。广州本田副总经理蒋平说,我国汽车消费潜力大,去年全国汽车销售达到70万辆,计划2005年销量可达210万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私人购买。 据分析,家庭月收入在1万元以上的就有购车需要,而现在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地,年收入在3万元以上的家庭已有1000万个,他们应该具备了购车能力,但这一消费能量还没完全释放出来。 要进一步改善汽车消费环境,拉动高收入阶层对汽车的实际消费;还可以实行私人购房、购车所得税抵扣政策,刺激消费。 二是培育壮大“精神消费”。国家城调总队住户处处长王有捐说,消费需求除了物质的,还有精神的,培育壮大“精神消费”,借此提高国民素质十分重要。他还建议进一步加快发展服务业,拓宽服务领域,大力发展信息服务、金融理财服务,社区服务、家庭个人医疗服务等。温州市市长钱兴中说,结合温州实际,未来消费的重点是“三产”,因为“吃喝”是有限度的,而“三产”消费却是无限度的。现在高品味的、符合各种阶层的文化产品,如音乐会、国际表演比赛等太少了,应提高国内科技文化的档次和水平。 三是启动民间投资。高收入阶层更愿意把收入的大部分用于投资,他们急于找到适合自己投资的领域。温州福泰烟具公司老板杨孝民说:“投资是最好的消费,我现在手中的钱主要是想用于换辆新车和扩大生产规模。”还有资料显示,无论是现有投资还是未来投资,高收入家庭都把目标瞄准了证券投资,比如国债和股票。(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梁钢华 刘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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